崔子研：家族财富与公益慈善

最近召开的首届中国慈善论坛，又将我国公益慈善事业向前推进一步。论坛上家族基金会作为公益慈善的新军而备受关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家族财富急剧增长，荣登各种富豪榜的人也多了起来。因此，把中国和美国富豪进行公益慈善比较的事时有发生。网上有个说法就是中国富豪做公益慈善的投入仅为美国富豪的1/50、中国人均公益慈善捐款是美国人均的1/5500（不知是否可信），听来很为中国富豪、中国人汗颜。尤其是有些富豪挥金如土、极尽奢华，为什么就不能做成家族基金会，为社会做些公益慈善的事呢？事物形成必有其因，倒也值得探讨。

社会变迁与慈善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在近30年计划经济时代里，一切靠政府，一律大锅饭，有事找领导，有难找组织，尽管是短缺经济，尽管是低层次的生存，但大体平均，贫富差距很小，简单的福利，计划的供给，慈善既没有组织，也没有市场，更没有基础，人们习惯了对政府的依赖，慈善的概念早已被淡忘；改革开放的前十多年，全社会一直处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状态，富起来的想继续富，没富起来的想办法富，公益慈善还没提上日程，社会责任还是个生名词。整体社会都在GDP上打圈子，资源环境都遭到了巨大破坏，公益慈善发展和经济发展速度相比远远滞后，对公益慈善的认识远远低于对发展经济的认识。再之后的二十几年，经济社会发展向统筹和科学发展递进，公益慈善也应时而起，法律制度逐步出台，公益慈善组织迅速发展，人们的公益慈善认识也同时得到发展。而这一认识过程发展过程将是漫长的逐步的。

文化缺失与慈善重塑

慈善文化寓于民族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本是有着优良慈善传统的国家，不论本民族的儒家道学、诸子百家，还是外来的佛教基督教，千百年来融合发展，一直浸润着中华民族慈善文化。历史上不乏慈善理论也不乏慈善机构、慈善家。但经过晚清的衰落，北洋的战乱，抗战的牺牲，国共战争的消耗，致使经济凋敝、文化不兴、慈善难行。建国后计划体制的禁锢，左的思想的钳制，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批林批孔的“清算”，传统文化几乎隔断，慈善文化几乎被荡涤一清。再经过一个时期“唯钱是大”非正常的价值取向影响，慈善文化几近真空，慈善淡漠实属必然。尽管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和努力，但想在短时期内重塑传统慈善文化，学习外国先进公益慈善文化，任务之艰巨，过程之艰难，可想而知。

家族安全与慈善力度

现在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富豪也多了起来。按照财富数额看，富豪们有些为富不仁的感觉。但在这些数据的背后，还有几个数据也十分重要。一是人均财富数据，二是农民比例数据，三是社会保障数据，四是公共设施数据（各项数据大家可查，此不赘述）。中国的富豪在现实情况下，要在买房、养老、子女教育、医疗等各方面，考虑上下几辈人、延续数十年的安全生存和发展，有的甚至要考虑整个家族，如果没有足够的财富积累，没有足够的自我保障能力，又不能完全依靠政府、依靠他人，就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实现提高生存质量、家族长治久安，因为富豪是不会再把贫穷当成奋斗目标的，这也不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同时还要考虑经营的高风险、高成本，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社会的承负力、消化力，家族的发展力、持续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会斟酌发展家族事业和投身公益慈善的选择，以不致使自己的企业滑坡乃至影响家族、员工生存，成为新的弱势群体，更做不到裸捐。富豪保证自身的正常健康发展是社会发展、公益慈善发展必要条件。至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改革等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财富传承与慈善互动

改革开放后的富一代有很大一部分是靠机遇、靠艰辛而取得成功，在大浪淘沙中成长，有成功的喜悦，更有世道维艰的感慨，少有升华到除享受物质财富之外更高一层次情操养成。能做到遵纪守法，但不一定能做到道德高尚，慈善情怀，也会淡视社会责任；而富二代们在体验物质享受同时，也没能从他们的父辈那里和社会中，更多地体会到道德与责任，有的可能恰恰相反，物欲横流。富一代和富二代情操的升华、责任的跨越，也绝非一朝一夕。把持不好，有人也就会为女人或子女、为赌博或吸毒而迷失自我铛锒入狱甚或丢掉性命，实在可惜。

人们对于财富，对于自身来讲，除却生存需要，发展需要，还会有享乐需要、虚荣需要；对社会来讲，有他人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弱势人群的需要，等等。但最为矛盾的是自身消费的奢侈和社会需要的短缺。其实，财富在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企业生存与发展、家族生存与发展之余，最终都得归于社会，只是回归的时间不同、方式不同、效果不同、境界不同而已。社会责任在某种意义上讲，实际就是自身责任就是家族责任，是一体的。行有余力做公益慈善，是涵养社会、打造精神、情操高进、激励创新、维系奋斗、财富续增、和谐共建、子孙聚福的美好世界。传承财富与慈善互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