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李人庆：社会价值推动中国社会转型

社会价值和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人庆

编者按：2014年9月19日，友成基金会等主办的国内首届社会价值投资国际论坛在深圳慈展会上召开。社会价值投资也成为眼下最热门的话题之一。那么，什么是社会价值？什么是社会价值投资？社会价值及投资对于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发展又有哪些积极意义？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秘书长李人庆为我们作出了详尽解答。

问：社会价值对中国社会转型与发展有何理论和现实意义？

答：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只是社会发展福祉目标实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经济发展和企业经济价值的实现只有建立在满足和改善社会福利的社会价值基础之上，才是真实和有意义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在发展过程中，社会与经济发展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没有经济发展也就没有社会发展，而经济发展如果没有同时改善整体人口的社会福利，也就毫无意义。

中国正处于社会发展转型的关键期、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飞速发展和制度与社会改革滞后所造成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初期，为打破意识形态束缚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GDP主义确实造就了中国三十年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其历史功绩不能抹煞。但我们也应看到，进入到21世纪后，由于发展意识形态的偏差和价值缺失所产生的负效应也日益凸现。只看经济单一指标、单向度的畸形经济增长造成了社会价值和资源配置的扭曲，其所产生的社会代价和生态环境成本等已被人们所认识；社会和政治改革滞后所带来的社会价值扭曲和结构失衡越加明显和突出。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所有国民。这不仅使得已有的经济发展成就大打折扣，也使得改革与发展的公平性和合法性受到质疑。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于从一个“超常规”经济增长，单向度的、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数量的阶段向一个寻求发展质量，社会公正公平、健康稳定、协调可持续的“新常态”发展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在转型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市场化产生的本位主义、个体主义及其负面结果十分明显，尤其是公共领域的社会价值缺失和道德伦理失守,使得整个社会发展处于一种缺乏共同价值粘合和社会价值底线的境地。社会价值缺失所形成的无价值、无幸福感的发展，无道德感的生活，无意义感的生存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突出矛盾。

回归到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与建构和谐社会，已成为21世纪中国发展的政府政策主导和社会共识。十八大明确指出“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十八大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方针。提倡社会价值对于扭转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公正、不稳定、不可持续问题，对于凝聚发展改革的共识，重塑社会经济发展的道德伦理基础，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问：为什么说均衡可持续发展需要恢复社会在发展中的主体性地位？

答：社会价值的提出有助于促进社会主体的建构，有助于促进社会建设进程，有助于促进治理结构的改善，有助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转型发展的社会经济问题需要从转型的社会生态结构特点去寻找原因，其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本身不仅是对社会经济主体性的控制，更是构造了一种有单位有组织而无社会自主性的社会形态。社会价值的被忽视和缺失，是与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的结构性缺失有紧密的关联的。要改变这一状况，就需要发展培育社会组织，促进社会建设和发展，建构社会主体性和自主性，形成企业、政府和社会三方共治协作的良性治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在发展过程中实现以人为本、以社会为本的发展主体价值选择和社会福祉目标实现，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存在的经济偏向和行政主导产生的一系列发展扭曲问题。

中国转型与发展采取的是所谓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者说双轨制的方式，一方面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大刀阔斧的改革，另一方面同时保持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稳定。伴随着改革与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也日益突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文化发展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诉求，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要求日益高涨。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的转型与分化，社会和制度改革的滞后和价值缺失所造成的发展扭曲和社会不公，已成为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和突出矛盾。政府主导的GDP主义下的经济发展逻辑与社会发展公平正义和民生诉求的社会发展逻辑产生巨大的冲突是造成社会冲突不稳定的核心所在。为此，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也相应地在技术上调整了经济发展政策，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采取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和社会保障投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力图缓解这种内在的制度性张力和矛盾。但由于基础性制度构造的原因和市场力量的强大，资本和权力逻辑在发展中仍然占主导地位，其政策效果甚微。究其根源就在于发展主体的社会维度缺失。

在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改革放开的主要是经济主体，而不是社会主体，因此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改革只是使得中国社会从一个全能型的政府社会转变为相对自由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经济社会，造就了多种所有制下的经济主体，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由于社会政治改革的滞后，经济发展并没有促成和造就一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民社会制度结构。这就使得在原有制度结构下，不同社会成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并不具有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主体身份来参与到市场经济发展中，他们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所担负的社会成本和所享受到的发展成果也并不相同。社会制度改革滞后的制度性不公正，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不仅被发展了而且其效果还被放大了。这种制度不公等一系列问题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做大蛋糕的过程中被掩盖了，而没有得到有效地修正和改变。

进入到21世纪，这种矛盾日益突出，社会民众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不公、公共服务短缺、司法不公、政府不作为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不满，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群体性事件和冲突。但我们不仅没有很好地反思原有的制度性缺陷并且进行大胆有效的社会政治和政府改革，反而运用暴力行政方式维稳。这就使得经济与社会价值不平衡问题越来越严重和突出，一方面在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全球化，促进加入世贸组织，进行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和城市土地市场化改革；另一方面进一步通过维稳，收紧和压制社会政治文化改革的诉求。实际上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信息网络和新生代社会的崛起，中国社会已经远远超出了原有计划专制体制的全能控制，？这种发展的制度性扭曲和结构性的紧张在21世纪改革后期不仅没有得到的缓解和解决，反而进一步加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这十年是经济发展最迅猛最好的时期，也是社会冲突矛盾和社会最不满最不稳定的时期。”其深层次根源就在于我们上层建筑结构并没有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有所改革，十八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笔者看来，这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开启社会改革的步伐，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从计划经济中的政府主导社会，回归到社会主导政府，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的问题。需要寻求在市场和政府之外的社会机制解决方案。也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发展中的经济偏向和行政主导所产生的问题，只有回归到社会价值人民基本福祉需求的满足和民主法治的轨道上来，才能维护好保护好发展好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

问：社会价值理论对解决中国发展问题具有何种理论和实践价值？

答：以社会价值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和根本，是对解决当前世界共同面临的扭曲发展现象的重要理论发展和理论创新。

扭曲发展并非中国独有，它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在世界许多地方，经济发展与社会匮乏共存，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社会进步，未能保障经济进步使整体人口受益。这种现象往往被称为扭曲发展。拉丁美洲的发展陷阱或者说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源在于这些社会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导致相应程度的社会发展。扭曲发展不但体现在贫困、匮乏、健康水平低和住房不良等方面，也表现在许多人口群体被排除在充分参与发展之外，无法公平地享受发展成果。它还体现为自然环境的恶化，因为其发展努力只能依赖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这些资源所获得的财富数量可观，但往往不能给当地人或更广大的社会带来多少好处。更为糟糕的是，过度经济开发和对资源的掠夺导致环境永久性的破坏，从而使未来若干代人的福祉陷入危险境地。

扭曲发展的经济社会和平衡发展的经济社会形成鲜明对比。在欧洲发达国家，如奥地利、瑞典和瑞士等享有当今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准，原因不仅在于其经济成就，也在于其为促进社会发展而做出的系统性努力。在后发国家和地区，如哥斯达黎加、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扭曲发展也被降低到最低程度，因为他们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保证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上做出了系统的努力。为此，在二战以后国际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福利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需要通过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来解决经济与社会目标的脱节问题。”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它旨在促进经济发展措施，以图达成各种社会政策的和谐。虽然其他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化途径——如慈善活动、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管理等——与经济发展皆有关联，但都不能在一个更为广泛的发展过程中以动态的或有目的的方式使经济与社会目标达成和谐。社会发展与其他促进社会福利的途径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强调发展，同时强调全民性与宏观聚焦。”

社会发展理论认为“只有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社会方案才有可能赢得广泛的支持。社会发展途径不但能顾及更为广泛的经济现实，而且能积极促进发展。其关注的焦点是发展，以及社会性干预如何与发展目标相和谐”。 “社会发展理论超越了过去主宰社会福利思路的那些残留性和制度性途径。残留性途径建议用有限的公共资源对人口中最为贫穷的群体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制度性途径则主张国家应该广泛地介入社会福利的方方面面。虽然这两种途径就社会福利的资源配置而提出政策性建议的方式有区别，但两者都导致社会性干预，而干预行为是经济活动的附属物，这两种途径为了筹资都要被动地依赖经济活动。两者都不关注社会福利资源的生成方式，也不关注经济逆境期间所出现的财政问题。”

“许多人就在10年前还认为市场力量的复苏会解决社会问题，但现在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倡导者所提出的简单性解决办法已不再充满信心。人们现在认识到，社会所面临的种种挑战需要政府、社区和个人采取协同行动，全球性社会需求只有通过直接针对福利问题的务实政策和项目才能得到有效解决。社会发展是一个促进人类福利的途径，既能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也能解决扭曲发展问题。许多国家当今所面临的繁荣与匮乏共存状况唯有通过融合经济与社会目标的途径才可得到疗治。工业化国家持久而大幅度存在的贫困集中现象也只有通过经济与社会综合措施才能得到有效解决。同样，如果社会措施的运作独立于经济性解决方案，第三世界普遍的贫困与富裕共存现象也无法得到疗治。”

社会发展是一种能对当前社会问题做出有效反应的社会福利途径。在这里所谓的“社会福利”是指一种社会状况，而不是指慈善家和慈善机构所搞的慈善活动，或者政府所提供的官方援助。社会福利（或社会福祉）状况应包括三个要素。第一，社会问题得到控制的程度；第二，需求得到满足的程度；第三，改善机会得到提供的程度。社会发展是全方位的、国际范围的、跨学科的、跨部门的和跨区域的，其目标是“创造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与全人类进步的人道性社会。”

社会价值发展理论源于已有社会发展理论，但是其相对于社会发展理论更具有时代特征和现实可操作性的理论，是内生于中国发展实践需求的理论。具体来讲它是对原有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和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价值理论将价值创造作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联系的核心，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福利改善找到了关节点，强调了社会价值在发展中的优先次序和主动主导地位，强调了社会主体在社会价值选择和判断的主体性地位。

第二、社会价值将社会创新作为社会价值产生的核心手段，明确和解决了社会福利改善和提高社会发展的手段与方法问题。

第三、社会价值理论强调了信息化对于社会问题解决和社会价值创造的巨大作用和价值，强调了跨界合作中的组织治理结构变化对于社会创新和系统解决方案的重要作用。

第四、社会价值理论强调社会创新和社会价值投资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和发挥社会主体性、自主性的作用。强调了要运用投资的理念指导社会价值的实践，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实现公益价值，实现经济和社会价值目标的双重实现。

第五、社会价值理论强调社会投资在社会创新创业和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促进了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多元合作，强调了金融和社会投资的匹配性，强调了社会价值评判的社会选择与评价机制。

第六、社会价值实现是凝聚改革共识的粘结剂，是社会发展的目标，是社会发展实践和行动的指南；社会创新是实现社会价值和创新发展，是建设创新国家实现改革与发展双轮驱动的核心。

总之，社会价值不仅是理论，更是工具和方法；不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实践和行动；不仅是精神的，也是物质的；不仅是经济的，更是社会的；不仅是历史的，更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国际的；不仅是传统的，更是创新的。

问：社会价值投资如何帮助解决公共服务短缺、实现社会包容性发展等问题？

答：中国转型发展中存在的社会经济问题和巨大的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单纯依靠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老路，单纯依靠政府或市场都不可能得到解决，只有通过社会合作和共享共建才能实现转型发展的平稳过渡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目标。

提倡社会价值是转型社会重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价值是实现社会整合、培育社会资本、促进社会合作的重要手段；是扭转社会投资方向和评价体系，实现社会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举措；是营造和谐社会和统筹协调发展，实现社会公正和包容性发展的重要手段。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从金字塔形的贵族社会结构向橄榄形中间社会结构的转变。社会结构转型并不是计划经济下,扁平的无自由无活力的专制计划社会,也不是再造一个经济社会财富金字塔形的精英社会,而是一个建立平等、自由和公民参与共享的以社会中间层为主导的大众公民社会。中国发展的困难在于巨大的人口规模所造成的发展转型过程的激励、稳定和均衡的平衡问题。解决中国发展与转型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建立有效的平衡机制，使得个体价值是通过满足社会价值来实现的，而不是通过肢解社会整体利益和价值来实现的。市场机制的作用也需要得到社会价值的引导和评判，以解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一系列问题。

提倡社会价值需要强调的是社会所具有的不可分割的公共属性、公共道德和公共价值。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它集中体现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社会文化需求和公共服务上。在中国的转型与发展过程中要着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价值偏离与扭曲问题。要通过有意识的价值倡导和价值选择判断，寻求有效的制度性解决方案，来规避解决由于转型期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本身所带来的资源耗散和无效，通过提供系统的解决方案以应对中国有效资源满足巨大人口规模基本公共服务发展需求的问题。中国已有的历史发展经验如解放后的农村公共医疗服务保障系统，有效地抑制了公共卫生和预防等问题，大大提供了中国的人均人口寿命。它表明人民的福祉与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而是与财富和公共服务分配与服务制度惠及程度密切相关的。改革后经济水平的发展，并没有把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提高到相应的高度。在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领域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由于公共服务部门的市场化行为使得公共服务的总体水准和社会公平保障程度，不仅没有得到大幅提高，低收入阶层反而还大大降低了。中国社会经济由于过度的市场化分工和专业化，而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结构中，并没有形成合作互补的格局，而形成了一种仅仅追求各自利益诉求的相互竞争零和博弈；大大降低了社会整体的社会福祉实现，造成了社会价值缺失和整体福利损失。因此，提倡社会价值投资是转型社会重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问：社会价值投资如何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推动社会建设？

答：社会价值并不能简单等同于政府价值或者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公共目标也不能简单地就用政府目标所代替。在经济学上存在一个诺斯悖论，也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为了发展而发展，为了政绩而发展，为了免责而发展，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发展，这种现象在中国财政分权改革体制下尤为突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加大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产能过剩、科技创新、安全生产、新增债务等指标的权重，更加重视劳动就业、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人民健康状况。”要实现由增长型政府向追求社会目标政府转变，使得政府职能旨在追求公共服务和公共品产出等社会目标最大化，而非为自身自利服务利益最大化，其根本还在于确立发展过程中社会选择的主体性地位，需要界定公共价值和公共品属性是社会价值和政府干预行为的基础和边界所在；要解决社会价值投资和公共服务领域投资中政府行为的缺位、越位和错位以及选择性政策执行等行为，就需要建立非政府的社会评价机制，以避免政府的寻租行为和越界。

社会价值的选择和评判需要建构社会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如果没有建立社会价值的社会主体，那么社会价值选择和评价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社会价值产生于社会创新，但并不是社会创新本身具有社会价值，而是社会创新所产生的社会结果通过在市场和非市场价值的社会认可评价才实现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来自于某个人或者机构政府市场单一方面的认定，而是需要社会整体的市场、社会、相关利益群体、受益群体和政府等各方面的综合评价。社会价值体现在社会认定的主体性、广泛性和多元多重性的机制上。这里的社会创新不是一个简单的单方面单一领域的线性关系创新，而是一个复杂系统创新。社会价值投资体系是通过产业化实现社会价值，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发展的根本手段。

问：为什么说社会价值投资是公益创投理论的创新发展与深化？

答：社会价值投资理念虽然产生于公益投资领域，是从社会影响力投资等发展而来的，但是其理论思想根源更早地发源于社会发展理论，它更强调的是从社会系统的角度来思考经济价值和公益，它是对公益投资理论的创新发展和深化，其思想跨越了公益和投资的视野，可以成为解决人类普遍的社会经济发展扭曲和系统割裂的一种解决方案，其与社会影响力投资和公益投资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社会价值投资与社会影响力投资一样，都属于公益投资，都是公益创投的组成部分。其不同在于社会影响力投资和企业社会责任等公益投资，属于底线社会价值追求，也就是在追求企业经济价值和社会形象美誉度的同时，承担起保障投资不越过社会价值的基本底线，并使对经济价值的追求保持在社会价值准许范围之内。而社会价值投资不同，它是从社会问题视角出发，发掘和发现具有社会价值的投资领域，用社会创新的方法，通过社会创新型企业实施项目、实现社会价值，并同时获得经济价值。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社会影响力投资是在企业社会责任向更为积极追求经济投资的社会价值的方向发展，但它仍然是处在一个从经济价值视角为出发点来思考和兼顾社会价值的方法理念，我们可以称社会影响力投资是消极的社会价值投资。而社会价值投资与之不同就在于我们的出发点首先在于本身主动积极地追求社会价值的实践，而经济价值反而是其带来的附加结果。社会价值投资相比于社会影响力投资是一种积极的社会价值投资。发心的差异和区别是两者的根本不同所在。

其次，社会价值投资与社会影响力投资最大的不同还在于其理论方法上的不同，它将强调运用社会创新的方法，强调投资未来，强调投资社会发展演变过程中的长期发展需求和趋势作为其基本的核心理念，也就是社会价值投资对于如何发现社会价值和创造社会价值具有一整套自己的方法和操作工具。其核心是社会创新。它并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号和概念的层面，它既是一整套的发展理论和理念的深化和革新性的演变，同时也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和可实施的公益创投方法。它仍然是采用企业管理和经济理性的方法来对社会价值投资项目进行筛选和评估，但它强调的是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上的贡献和价值，是社会公共价值的最大化，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效力、效能、效果上的最大化，而不仅仅是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第三，社会价值投资与社会影响力投资的不同就在社会价值投资强调了从更加宏观、更加长远、更为本质、更为系统地来思考人类的需求和发展问题，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找到最为核心和本质的发展驱动力。使经济层面的发展和经济价值建立在了更为坚实和广泛的社会价值基础之上，从社会系统而不仅仅是经济系统的角度来思考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举个例子，如果说在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是比火力比规模的话，到了后工业和信息化时代，我们强调的是系统集成，强调雷达等信息控制系统在发现、瞄准和控制解决问题上的系统能力，其对抗并不表现在单一和单向度的发展能力上，而是整个系统整合集成能力和解决方案上。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价值为我们的社会经济与发展投资提供了一个雷达，它寻求和发现的是社会价值洼地，它的目标是社会问题的解决，它的指向是具有公共属性的社会经济价值发展，它的方法是综合了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技术的各方面的手段协同系统地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传统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公益被认为是一种消费部门，而不是生产部门，人为地将社会经济生活割裂为两大部类：经济生产部门和文化事业保障消费部门，使得生产与消费之间、不同部门管理之间产生耗散结构，以至于无法有效地使用公共资源实现社会公共价值的最大化。社会价值投资打破和消解了经济生产部门和公共公益事业等消费部门之间的壁垒和隔阂，可以使得他们建立在同一个价值评价体系之内，大大提高了社会问题解决的有效性，降低了社会价值实现的经济成本，以最小的经济价值实现社会价值，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经济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和有效循环。有效缓解和解决了资本和社会相分离的问题，经济循环和社会循环相脱离的问题，将经济价值实现与社会发展目的达成和谐统一。社会价值投资是通过对整个社会系统的问题分析着手，进而通过社会创新和系统集成的方法寻找其解决方案，在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同时，保证和实现其经济价值上的可持续和增值。

综上所述，从“企业社会责任”到“社会企业”再到“社会影响力投资”的发展，不应该被理解成粉饰企业形象的表面功夫，而是反映了一种价值观的改变与具体行动的实践。在当代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的时空脉络下，其都特别注入了超越私人利益、积极创造公共利益进而为社会价值创造而努力的价值取向。社会价值投资正是这一历史潮流的体现和发展，它将对改变我国的公益投资理念和理论，推动社会重建和转型发展，促进社会公正公平和谐稳定发展，解决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发挥巨大的作用。

问：社会价值投资的应用范围和价值社什么？

答：社会价值投资作为一种理念和方法，虽然其思想和理念发源于公益领域，其适用范围并不仅仅限于社会企业投资和公益创投。实际上，它也可以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政府公益事业部门、社会民间机构在开展社会经济发展活动或者项目上的一种指南。它应该作为一种和社会经济开发项目同时进行环境评估一样，进行社会价值的评估，它属于社会评估的一种类型。在这个评估中，将系统集成和解决方案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创新性作为其最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将打破原有各领域壁垒和资源共享合作作为评价的核心，将社会问题解决和经济的可持续作为评级基础。社会价值投资方法和理念的应用可以使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属性的人群，实现在一个话语体系和平台上对话交流，为打破原有的制度藩篱，打破行业和领域区隔，打破意识形态鸿沟，建立共识、寻求合作提供了机会和可能。其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社会价值投资有助于使经济发展回归到社会福祉的本源和目标上来。它有利于凝集社会共识，有助于突破原有分割壁垒碎片化的本位主义的思维框架，使得人们从系统的角度、社会问题的角度、合作的角度思考问题，在实现共有社会价值基础上，实现社会经济目标的共建、共享和共赢。

第二是它社会价值投资有助于在合作基础上突破原有体制机制的矛盾和障碍，寻求系统改良而不仅仅是部门改良，并从中获取增量改革的价值增值。从边缘革命开始，有效地降低发展与改革的制度化阻力和成本；从事实开展，实现对社会和文化的改变改造。它既有利于促进公益创投生态和文化的改变，扩大社会公益投资的视野和社会影响力，与此同时，它也有利于促进政府公共投资领域和行政管理职能的转变，它更有利于营造和促进一个对于社会价值发展关注的公民社会。它还有助于促进企业、政府和社会三部门的合作，共同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社会价值的实现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社会价值是通过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来实现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并非简单由某一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是一种生态系统的结果，正如环境问题和疾病问题一样，仅仅通过慈善或者单一领域西医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社会价值投资遵循的理念是中医的、生态和环境友好的理论，寄希望于从系统地改变社会生态结构，来达成社会问题的解决。通过社会合作，而不是社会竞争的方式，通过社会网络系统解决方案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资源供给的方式，通过社会创新实现社会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第四，社会价值投资是一个多方、多领域跨部门合作的结果，其重点领域在于具有社会公共价值、公共领域和公共品属性的发展领域，它是跨越了不同产业部门，不同专业领域的系统性创新与合作，其重要产出并不仅仅是项目本身的社会价值效果，而且在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平台构建，社会机制、社会资本的重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