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佑平：梦想、自由、创新，是慈善内核

作者(左)

2014年11月为期三周的美国慈善与非营利培训考察，每天都收获很多很多，回来与同事分享时，我说：对我内心冲击最大的，就是那一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

走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的大理上地面上，我不经意就发现了这么一句话，于是我把它拍了下来，英文很烂的我，也明白这句话的含意。后来我问其他的学员，他们都没发现；一个月后我的夫人出国去美国考察，他们也没有发现。

作为一个中国慈善从业人，我站在这块大理石上，回头看看林肯纪念堂，再抬头远望那高耸的华盛顿纪念塔，任由这几个元素自由勾联，心中竟兴起阵阵涟漪：慈善不就是一个个梦想的实现吗？

长期以来，一直以为这是一句励志名言，或者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宣传，离慈善很远很远，没想到，这竟然成了我对美国慈善与非营利事业最刻骨的解读。

中国今天的慈善与非营利行业，精英大佬们都很强调专业化、职业化，甚至都有一种声音还在强调市场化，应该说这都有一定道理，甚至也有必要。但对于慈善的价值基础，大佬们似乎重视不够：把慈善和梦想关联起来，已不是常态；把慈善和自由、和公民社会关联起来，则甚至被某些人认为是一种异端；把慈善和创新关联起来，倒是一种时髦，但创新的真正意义，则又被精英们异化了。

慈善是梦想的天堂

美国拜访的18家机构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种子基金会（SEED Foundation）。这家机构，是“我有一个梦想”的现实版本。

成立于1997年的SEED基金会，是由一个印度裔青年精英拉杰（Rajiv Vinnakota）所创建。

拉杰是一位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本来是学分子生物的，毕业后从事商业咨询，有非常良好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后来，拉杰有了一个新的梦想：

他发现，美国教育体系有一个很大的缺陷：美国虽然有全球最好的大学，但60%的美国高校无法为贫困学生提供良好的教育服务，而美国中小学更不尽人意；美国的高中贫困学生中，50%毕业后不能进入大学；而进入大学的贫困生中，只有10%能够正式从大学毕业。也就是说，只有5%的美国高中贫困生能够大学毕业。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作为一个青年精英，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去解决这个问题。

拉杰的新梦想是：用慈善模式，开办专门招生贫困学生的学校，让他们接受最好的中学教育，打好中学基础，提高贫困高中生大学毕业率，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进而改变这些家庭的贫困境况。

拉杰说，他自己很固执，很疯狂，一旦他认定了梦想目标，就很坚持。别人越说他不行，他就越要证明给大家看。

拉杰用自己的10万美元起家（10万美元，是维持学校一年半的费用），成立一个基金会，取了一个很有寓意的名字：种子（SEED）基金会；开办了一所中学，就叫种子（SEED）学校，专门来招收贫困学生。

办学校是一个很具体的事，如何做理性的需求分析、如何找对师资，如何游说学生，如何游说政府支持，对于商业咨询经验丰富的他，既有重重困难，但同时也富有新挑战，他其乐无穷。

用创新的方法，服务最贫困家庭，提升贫困高中学生的大学毕业率，——拉杰的梦想，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最早响应并参加拉杰的，是他一个做商业咨询的同行，埃里克（Eric Adler），他们一起成为SEED基金会的创始人。

当然， 拉杰成功了，SEED成立15年来，在全美（分别在华盛顿D.C、马里兰州、迈阿密）开办了3所种子学校，每个学校培育350—400名贫困高中生。通过种子学校毕业的贫困高中生，创造了美国教育史上的奇迹：大学毕业率由原来的5%，上升到54%，甚至超过了美国大学平均毕业率31%。（美国公立学校大学毕业率是34%，贫困人群大学毕业率）关键是，种子学校贫困学生中，大多数会成为该家庭第一代大学生，从而带领改变其家庭困境。

当然，他也受到了美国社会和美国政府的高度认同，拉杰被评为全球最著名的25个NGO领袖之一，上了美国著名的脱口秀节目，他还受到了美国总统的单独接见；通过游说，政府给他们每个学生2.5万美元的补贴；日常运营费用主要靠政府拨款；15年来他的学校还获得了8千万美元的私人捐赠，学校建设和师资费用主要靠捐赠；老师们也给予了巨大支持，今天种子学校的一个岗位，可以收到600份应聘。

SEED基金会和SEED学校，成了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追踪调查的一个经典成功案例，成为美国公私合作、政社合作的一个典型模式。

问到创业的感受，拉杰告诉我们：“做SEED基金会，实现梦想，比当美国总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影响更大。”这是典型的美国梦，在一个非营利领域的实现。

其实，千万别以为那只是美国梦，离我们遥不可及；同样，在中国大地上，也有许多梦想，放飞在慈善与非营利的天堂。我所服务的机构，办了两个培训系列。无论是安利学院还是老牛学院，这些学员，就是中国大地上的梦想实践家。在中民培训的宣传册上，一直大写着这样一些名字：万晓白，在内蒙古草原的环保和志愿服务；马佳年，早产儿联盟；……正是他们，让我看到希望，一直激励着我为慈善这个行业前往！（关于中国梦想家们的故事，容我下次再作专门的介绍。）

慈善是自由的乐园

梦想与自由是孪生兄弟。这次美国慈善与非营利行业培训考察，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在美国，如果说政治是讲民主，那么慈善是讲自由。

政治是防止恶，因此美国人对公权利的政府高度警惕，政府的任何东西，法无授权绝不可行，因此要由多数人（或其代表）的民主来决策；慈善是弘扬善，因此美国人对私领域的慈善与非营利，保持充分的自由，慈善领域的任何东西，法无禁止即可自由实行。

当然，这种自由虽有历史传统，但并非天生而来，也曾经历一番斗争。马里兰大学的罗伯特（Robert Grimm）教授告诉我们，美国开国初，开国元勋们就慈善进行了争论，一些元勋们认为慈善是有害的，甚至要消灭慈善与非营利组织。但以本·富兰克林为代表的开国领袖，非常重视慈善事业，支持并保护慈善的自由发展。

罗伯特教授介绍了美国慈善历史上最著名的达特茅斯案件：1769年经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批准，伊利·扎维洛克牧师在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小镇创办一所私立的非营利学院，叫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学院，并担任院长，创办资金来自达特茅斯伯爵二世的捐赠。当初创建这个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当地印第安部落的年轻人和当地的年轻白人。到了1819年，新罕布什尔州政府准备接管这个非营利的学院，改为大学；而董事会认为，该学院可以自由自主地决定其使命，哪怕与地方政府相冲突。最后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学院胜诉，这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为有名的案件之一的Dartmouth Case。最高法院对于这一案例的最后判定奠定了非营利的美国私立学校独立发展不受政府干预的基础。

自由高于民主的另一个案件是1831年的史蒂芬·吉拉尔遗嘱（Stephen Girard’s will ）：1831年，美国最富有的商人费城人史蒂芬·吉拉德，有一个数亿美元的遗嘱捐赠，死后将其毕生财富捐赠于创建并运营费城的一个寄宿贫困孤儿学校，但有一个限制性捐赠条件，不能给有宗教倾向，而学生必须是“贫穷、白人、男孩”。这种新的社会愿景，被认为是极不寻常的:为什么吉拉德的财富不捐赠给“常春藤盟校"大学而只用来帮助贫困儿童？这个捐赠要求，在以天主教为主要势力的当地，受到质疑。而身为天主教徒的史蒂芬·吉拉德的子女们极力反对这个捐赠，并提出上诉，要求修改这个捐赠条件。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慈善应该由捐赠人来决定其公共使命，哪怕这与大部分人的认识相违背相冲突。这就是美国慈善史上著名的史蒂芬·吉拉德遗嘱案件，体现了慈善领域自由高于民主的原则。在美国历史上，这是当时最重大的事件。

罗伯特教授给我们介绍了慈善自由的第三个案例，是世界慈善史上最著名的史密森遗嘱（Smithson）案。今天，当人们去美国首都华盛顿，就一定会在华盛顿纪念碑和国会大厦之间，看到那个著名的史密森学会大楼，以及由它所管理运营的著名的史密森博物馆体系，包括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航空航天博物馆、艺术博物馆等9大博物馆。我们这一次美国培训考察，就参观了这三大博物馆。但我们当时却不知道，这些美国甚至是世界文化文明的场所，却是与一个并非美国人的捐赠有关。

今天的美国史密森学会，是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James Smithson）价值50.8万美元的遗赠捐款，根据美国国会法令于1846年创建于美国首度华盛顿。历史记载，贵族私生子出身的詹姆斯·史密森本人一生并未到访美国，然而却在1826年立下遗嘱，把遗产留给侄子，但附上了这样的条件：如果侄子去世时无子嗣，这笔遗产将捐给美利坚合众国，“用于增进和传播人类的知识。” 1829年，史密森谢世。6年后，他的侄子也过世，死时无子嗣。于是，经美国国会批准，当时的杰克逊总统派外交官理查德·腊思前往英国接受这份遗赠，而此时史密森侄子的家人已向英国法庭提出申请——要求将这笔遗产留在英国。这场官司打了两后，最终英国法庭判史密森遗赠的50万美元属于美国。美国政府得到史密森捐赠的财产，遵照遗嘱，成立了史密森学会，并在华盛顿独立大道旁的一片大草坪，建起一座仿中世纪诺曼式的红砂石大楼，设立了史密森学会总部。

虽然罗伯特教授认为当时美国人对英国人的捐赠，还不太愿意接受，但后来却对此极为重视。史密森遗嘱捐赠案件说明，慈善捐赠是自由意志的选择，这种自由甚至超越了国家利益。回想起不久前国内社会舆论对潘石屹夫妇捐赠哈佛大学一片质疑，再对照史密森捐赠案，可见中国大陆的慈善捐赠文化，还落后欧美至少100年。认识到自由是慈善的价值内核，对于中国当前慈善领域，又何其重要！

正是因为慈善与非营利领域是自由的天堂，无论捐赠人还是慈善组织，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哪怕这些是个性的，非主流的非大众的。自由，使得慈善与非营利领域个性多元、丰富多姿多彩。锡拉邱兹大学的史蒂文·力士（Steven Lux）教授也反复强调，“在美国，NGO几乎可以做所有的事，没有对其进行限制，因为大家认为慈善应该是自由的。”

创新和冒险是慈善的胎记

我们在美国培训的第一课，就被美国著名慈善与非营利学者安琪拉·贝丝（Angela Bies）告知：与政府、商业相比，慈善有五个角色，分别为：服务、推动、文化、公民、创新。慈善与非营利领域，总能够发现新的社会问题，找到解决的新方法；也能推动科学技术的创新。刚开始，我们对这个概念只是囫囵吞枣，没法消化，随后的培训和考察，才真正领悟：原来慈善的内核就是创新和冒险。

在美国城市研究院访问时，他们告诉我们必须经常问自己：为什么社会要有一个慈善与非营利行业存在？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存在的价值在哪里？他们的研究表明：慈善与非营利行业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其创新内核。

用慈善与非营利的方式，创新地解决社会问题的案例，在美国听了很多。马大的罗伯特教授在他最后一堂课，给我们讲了他的祖父的故事：他的祖父当年是一个移民，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小地方。但他祖父有一个梦想，就是要在当地建立一座剧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冒险。因为当时，政府没有钱来支持做这个事，而商业机构对在一个人口稀少的荒漠建立剧场更没有兴趣。但罗伯特的祖父认定了这事，于是自己捐钱，并说动了一些朋友来支持，果真在当地建了一个剧场。因为善于经营，剧场不但大获成功，而且带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繁荣。“这就是慈善与非营利的魅力。许多事在商业看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但用慈善的方式，就很成功。这种创新的魅力，影响了我们家族，也影响了我！”讲故事时，他一直在强调。

史蒂文·力士教授说，“慈善人具有企业家精神，就是致力于解决那些私有市场和政府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的创新能力”，他举了一个例子：在底特律，因为钢铁和汽车产业衰落导致城市大萧条，很多人失业，贫困和悲观情况漫延，社会秩序很乱。一个慈善和非营利组织，说服政府，以零元的价格，将一个废弃的消防局租给他们，他们用来办了一个餐馆，既吸收了就业，又给大家提供食物，这个餐馆竟然大获成功。人们认为，这就是NGO的魅力，因为如果纯商业的角度，没有哪个精明的商人愿意在一个萧条的城市投资餐馆，而政府本身财政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地人的贫困和就业问题，只有慈善与非营利机构，才会去冒险，才会想尽一切新的办法，解决那些似乎“不可能解决的问题”。

SEED基金会的创造人拉杰也告诉我，SEED的成功，关键在于其创新。“慈善与非营利领域，是使命驱动，非利益驱动。因此，必须创新才能解决一般商业和政府不能解决的问题。”商业领域出身的拉杰投身慈善后，企业家的精神在非营利领域迸发，才有了创新。“非营利领域，可以做试验，我就是把SEED当作我社会梦想的试验工厂。慈善与非营利领域要有冒险精神，不怕失败，社会要允许这个领域的失败或者试错。”拉杰说：“我每天醒来，会想10件以上的事情，但至少有3件是从未做过的。”

罗伯特教授则告诉我们要记住慈善的两个特征：慈善是自由的，是个性的，因此对一些非大众非主流的问题领域，慈善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慈善是冒险和创新的，可在推动社会创新和科技创新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比如，飞机之用于民用，就是慈善投资试验的结果，当时支持这一试验的是古根海姆基金会。此外，如现今美国的亚马逊公司，也正在民间的太空计划。世界科技史上的很多发明，都是慈善与非营利的结果。“当然，这个领域也有更多失败的案例，慈善要允许试错”，罗伯特强调。

结论：慈善与非营利领域，很多时候都并不是苦行僧苦修的场所，相反，这是一个制造传奇，产生英雄的场域。这里自由无限，这里充满了希望，魅力无穷。无论在欧洲、在美国，很多人在这里找到了寄放梦想的所在，在这里开始了各种冒险和试验，他们或者失败，或者成功，总之都在自由地向社会证明，很多看似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里能用慈善与非营利的方式找到解决办法。慈善不缺少悲悯同情，但梦想、自由、创新，才是慈善与非营利事业的真正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