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救我弟弟,我愿意嫁给他,并且可以马上跟他坐火车回家结婚!”24日,昆明火车站广场上,24岁的黄习菊身穿洁白的婚纱,带着身患白血病的弟弟黄习超不断询问着过往旅客,希望从人群中能够找到她弟弟的救命恩人。
“征婚救弟”,并非什么新鲜事儿,类似的事件,已发生多起。对弱者而言,有没有“吸睛效应”,是他们能否获得救助的最后一根稻草。对这起“征婚救弟”事件,有人读出了悲情,也有人读出了炒作……不可否认,围观者中有同情者,也有质疑者,更多的人,似乎只是在看热闹。毕竟,类似事情一多,大众传播的“喜新厌旧”特性便发挥作用。在此境况下,“征婚救弟”式求助,如果没有制度回应,很可能便“始于喧嚣终于寂静”。
在信息轰炸的时代,没有吸睛效应,便失去关注度;而对弱者的求助来说,没有眼球效应,似乎就只有等死了。面对“征婚救弟”式求助,公众可以不出声,也可保持沉默,因为他们“见怪不怪”了;但社会救助制度不能装作看不见,毕竟,一旦救助制度也对类似事件失去痛感,那就等于把这群弱势群体推向了悬崖,这是现实不能承受之重。
固然,医保制度一直在改进、完善,国家的财政投入力度,也一直在加大,不少人享受到医保制度带来的利好。但在一些大病面前,尽管有医保制度,然动辄几十万元的巨额医疗费,对家庭收入微薄、求助渠道有限的家庭而言,仍会面临无钱可医的尴尬。对此,大病医保制度应尽快普及,并在报销比例、范围等方面继续升级,如此才能在制度上对相关救助进行保障。
自然,医保制度从来都不可能尽善尽美,因为资金总是有限的,总有保障的缺口与盲区。为此,医保之外的其他救助制度应及时跟上。此次便有网友留言称,“红会呢?出来走两步”。这样的调侃,其实也是在对红会救助的一种呼吁。自然,我们不可能奢求每次类似的求助,都能换来红会的救助。但最起码,我们希望医保救助与红会一般的社会救助,能够有足够的衔接,让每一名弱者都能“看得见阳光”。
“征婚救弟”式求助,如今的确没那么有新鲜感,但希望救助制度本身,要对所有的求助讯号保持敏感。唯有如此,才能消解弱者的无奈与无力,也才能发挥救助制度的良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