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岁时,耿莹给自己找了个“大差事”。
2003年的一天,她如常和姐妹们聚会聊天。作为原国务院副总理耿飚的长女,她的姐妹圈非同寻常:毛泽东的长女李敏、刘少奇的长女刘爱琴、李富春的长女李特特等人。
“我们都是长女,属于老古董,跟不上家里老二老三的调调。他们比我们聪明,干事情也嗨,我们又笨,又保守,老大跟老大们玩还有得说,跟老二们玩起来,就不懂。”耿莹笑着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
她眼神矍铄,腰背挺拔,说话不徐不疾。唇与指甲都抹了一层红。
那次聚会中,谈及时下社会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漠视,各位老大姐十分痛心,希望能为抢救文化遗产做点贡献。大家一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基金会。
由谁来做呢?
总不能让特特大姐来吧?李特特,14岁就参加莫斯科保卫战,在零下40几度的天气里打过德国鬼子,当时已经80岁。
环顾一圈,耿莹在其中还算是个“小年轻”,各位大姐把重任托付给了她。
“保证完成任务。”耿莹想起父亲耿飚常说的一句话。
父亲去世后,耿莹每每会对着他的一张照片—穿着军装,行着军礼,揣摩,“老爹临走之前拜托了什么?他想要我们做些什么?”
后来,她领悟,“其实他一辈子就一个信念—解放全中国,让人民过好日子。解放全中国他办到了,但让人民过好日子,他没做完,那怎么办呢?”
冥冥中,她觉得,这件事正是父亲的拜托。“我能做什么?破坏了的东西我把它捡起来,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我把它修补好,让我们的后代、让孙子的孙子还能看见我们中国的科学、中国的建筑学、中国的艺术—中国的所有。就是让他们知道,当一个中国人很自豪。要建立点自信,在世界上不能没有自信。”
12年里,为了这个基金会,“使出了我这个老太太的全身解数。”耿莹感慨。
“我的关系比我还老”
这是一场漫长的攻坚战。仅仅是基金会的注册,耿莹就花了足足四年时间。
先是注册名称。耿莹“心比较大”,一开始想的是“中国自然与文化遗产基金会”,包括森林保护、防范外来物种入侵、野生物种保护,都在她的关注范围之内。名称没通过,她后来想改为“中国文化遗产基金会”,审批仍迟迟无果,原因是没有“法律依据”。
耿莹数次跑到对方办公室理论,被告知需要在“中国”后面加上一个词。最终,基金会定名为“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
注册资金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凑齐八百万元,耿莹东拼西凑到处借钱。“以前我从来没跟谁开过口,现在跟人家说给我拿钱,这怎么开口啊?就跟自己发急。”
她曾被父亲戏称为家里的“怪胎”,“连政治局和政协都搞不清楚”,但是她继承了父亲带一个团能打下两个师的魄力,“天不怕地不怕的。”“只要我找对了电话,就跟人直接打电话,说我是谁谁谁,能否在百忙之中抽出十分钟时间,我想跟你汇报一件事。”
耿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一位官员叫她过去谈事。一开门,耿莹还没进屋,就看到对方坐在椅子上不断地晃来晃去,上下打量着她。
“你就是耿莹?”
“对。”
“你是耿飚的女儿?”边问边抖腿。
耿莹来了气,“你抖什么?给我站起来!”
官员吃了一惊,站了起来。
“就算我是个要饭的老太太,也是你请我来的。你请我就让我进来,给我倒杯水,有事谈事。你站那儿问我是不是耿莹,是不是耿飚的女儿,怎么啦?”耿莹直把对方数落了一顿。
但多数时候,耿莹感觉“人心没灭”。她至今没见过时任建设部部长汪光焘,但通过其秘书的电话帮助解决了不少问题。时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每次见到耿莹都很亲切,直呼“大姐”。基金会立项批文迟迟没有下发的关头,耿莹想办法直接找到时任政协主席贾庆林,贾庆林进行了细致询问,当即作了批示。
2007年8月28日,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在民政部正式注册登记,耿莹出任理事长。
基金会成立后,办得风生水起。有人猜想耿莹是否倚借了她“红二代”的不凡关系,她的回答斩钉截铁。
“我已经老了,我的关系比我还老,早都死了。”
八年来,耿莹一直视基金会为一个小小的“灯泡”,她的目标是,“让这个小灯泡24小时不停电。”
“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很多文化被带到中国,形成了一个包围圈,很坚固的包围圈。包围谁啊?当然包围你们,包围孩子们。我没有办法说你们别包围我的孩子们,但是我自己会想办法,用老前辈们打日本侵略者,冲进他们的包围圈的方法,我也冲进你那个包围圈。我这个小小灯泡只要24小时亮着,你怎么运动,我跟着你运动。”
目前,基金会下设五个专项基金:中原文化基金、东亚文化及少数民族专项基金、尧舜文化专项基金、唐卡文化专项基金、古籍专项基金。
耿莹坚信一点:每一个炎黄子孙的骨子里都有一颗种子,基金会的宗旨就是“唤醒”—“这颗种子只是现在的孩子们不知道在自己身体哪一个部位,还没有醒过来。我坚信我们的孩子们,不管他怎么闹,有朝一日感觉到没劲,会回过头来发现他们的东西我们老祖宗早玩过了。当他回头的时候,我这个小小灯泡会带他们回家,为他们照亮回家的路。”
7月,由基金会组织的两岸四地青年牵手丝路新疆行启动。作为基金会会长的耿莹很重视这次行程,出发前,出于安全考虑,她调整了线路,由南疆行改为北疆行,但发心如初。
“希望中华遗产能够让所有的年轻人,不一定掌握,但是一定要知道。”为了让大学生们能安心、全然地感受旅程中的中华文明,她找来信和财富等机构全程赞助和支持。
为了基金会,多年来耿莹一直四处筹钱。“我做了八年的丐帮帮主。”她笑言。一次,金融界一个论坛请她去发言,她对着台下各位金融大佬毫不客气,“我认为我们的中央领导很英明,给了一个30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你们—中国的钱袋子,也是精英。我不管你们的第一桶金是怎么来的,但是面对这30多年来对文化造成的最彻底破坏,你们是不是应该回馈社会,让我们拿你们那点钱来抢救点?”
同在7月,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唐卡文化艺术论坛暨唐卡专题展上,即将失传的、创作于16世纪的古老唐卡首次亮相,另有14本关于唐卡文化研究的专著面市。
基金会目前正推动着“唐卡青年画师培养计划双五工程”,计划由各大派唐卡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和非遗传承人领头,五年内在全藏区培养500名唐卡小画师。
“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只有传而没有承。有多少人想过要承接下来什么?如何传承?”这是耿莹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唐卡文化专项基金做到了‘承’。他们培养唐卡小画家。另外我们基金会给巴基斯坦做了一个护理人员的培训班,这个也是‘承’。”
2013年,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联合发布了《纸张保护指南》,历经两千多年的传统古法造纸技艺有了第一部区域性国际学术公约。在同样有着古法造纸技艺的朝鲜、韩国、日本、蒙古四国资金投入不利的情况下,基金会承担了项目费用,花了五年时间把这一项目最终落实,形成“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专门项目”研究成果,并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总部以三个展厅的规模展出。
“之前从来没有中国民间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投资过,”耿莹很自豪,“这是我们基金会从成立到现在,在国际上拿到的一个小极了的话语权。中国的话语权太缺,我们拿一点是一点。”
2014年,基金会和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共同资助,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山西平遥县政府共同发起,同济大学编制了《平遥古城传统民居保护修缮及环境治理管理导则》,为当地提供了一套清晰明确的传统民居保护、修复和维护方法。“以后不光是平遥古城这个可以拷贝,在文化遗产的缓冲区以外,建什么房子,民房如何修理,都可以研究这个导则然后去做。”
除了对中华文化进行系统性抢救,耿莹也推动基金会积极走出去。以“东方之韵”项目为平台,基金会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走访了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法国、德国等国,并以此进行了“民间外交”。
在印度访问时,印度外交部长请耿莹吃早餐。席间,二人谈及中印两国能否更为友好相处的话题。秉承建国后长期出任外国大使的父亲耿飚的风范,但耿莹的民间身份使其回应更为直接和个性化:“友好是两个人的事,不是一个人的事。”
对方一时愣住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表示,“没想到耿女士说话这么细,却这么凶悍。”
“民间的优势第一就是,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我们可以帮政府去做。政府说不了的话,我们也可以说;第二优势就是像藕断丝连一样,你看我们跟日本虽然是这种关系,但是总的来说还是藕断丝连。”
耿莹的同学中,目前有十五六人在东京,大家会定期组织同学会。“我们拉扯着这一大堆情感,将来一旦政府与政府撕裂了,也许最后还有一个对话通道,让政府能够接上。所以民间外交是非常重要的。”
父亲的DNA
细细擦拭办公室里父亲的铜像,是耿莹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她的办公室里,还挂有耿飚生前为她题写的一幅字:“凭科学头脑裁剪山河美景,靠勤劳双手描绘日月新天。”落款处写:耿飚赠给莹儿长女。
耿莹对于中国文化的守望和传承,跟父亲有很大的关系。
小时候耿家有架钢琴,是房子老主人留下的。耿莹偷偷地去弹,好不容易把一首曲子学到一半,忍不住想在父亲面前“显摆”,结果第二天钢琴就没了,“他给我抱回一琵琶来了。”
中学时,耿莹跟着同学白淑贞周末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学油画,花一年时间攒了三万块钱(相当于现在的30元,记者注),买了一个最小号的油画箱。一天,耿莹在家画得正投入,结果耿飚一进来就把油画箱给踹了,没等耿莹哭完,他又抱进来一卷宣纸和毛笔,说“爸爸教你画中国画”。
在北京地质队从事野外科考工作十年后,耿莹37岁考上北京中医学院,却一直没有丢下绘画。她跟着中国画研究院的老艺术家们学习,创作了《听琴》《文姬归汉图》《游园惊梦》等作品,并入选全国美展。
山水画大师亚明先生曾建议耿莹把《八十七神仙卷》画10遍,本是一句玩笑话,但耿莹愣是照做了。后来耿莹年近50岁时赴美闯荡,第一桶金是在聚会上为一位军火商的妻子画肖像。她以李清照的样子为其描画,大受好评,获得2.7万美元报酬,成为当时美国上流社会最受欢迎的中国女画家。
扛下成立基金会的任务,耿莹自认,也跟父亲的某种精神指引有关。
晚年的耿飚,曾有一次把耿莹叫来,郑重地交给她“一个任务”。“女儿啊,爸爸这一生从来没为农民服务过。你给爸爸找个活儿,爸爸能为农民做点什么,也就瞑目了。”
耿莹心头一酸,“他们这代人,脑瓜都是怎么构造的?你说都退休了,还想着为人民服务,就一定要全方位的。”
耿飚给了耿莹三天时间,耿莹回答:“保证完成任务。”
她找到农民书画协会,为这个当时松散无序的组织推荐了一位会长—共和国元勋耿飚。各方皆大欢喜。自然,秘书长的任务也落在她身上,不时为协会的活动“找钱,找地方”。
对父亲的敬佩和崇拜,引领着耿莹的一生。对此,她坦言“知足”。“只要是有生之年,我还活着,就一点一点去做文化抢救工作,尽我所能吧。如此,我的一生就可以画个句号,圆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