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院长王名：拱卫统治还是改革体制？

王名是体制信任的人，也是可以影响体制的人。他连续十四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促成“放开二胎”等重大政策落地，其建议也得到政治局常委的亲自批示。他领导的学术项目、公益机构，中组部、民政部等国家部委予以重点扶持。

王名是一个有高政治情商的学者。

研究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明确支持公民社会，反而越发受到体制的优遇。他宣称自己相信共产主义，试图用理论推演和实践的方式，证明社会共治是通往共产主义的可靠路径。

学术“论敌”指责王名的共治主张不切实际。因为共治需要让市场、社会能够与政府平等互动，乃至博弈，一起解决公共问题。他们认为，这在中国根本不可能实现。

如果不是去年忙于组建研究院，王名现在应该已经写完《社会共治论》一书，从中国传统文化、经典马克思主义、西方政治思想，以及欧盟、中国广东等地的实践，来论证“由共治而共产”是可操作的，共治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非议偶尔会波及人格，有人说，王名善于迎合高层。

至少可以确定，王名是体制信任的人，也是可以影响体制的人。他连续十四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促成“放开二胎”等重大政策落地，其建议也得到政治局常委的亲自批示。他领导的学术项目、公益机构，中组部、民政部等国家部委予以重点扶持。

影响决策层

2014年7月24日，王名在俞正声主持的“双周协商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历数立法缺失给社会组织造成的几大困境，提出制定社会组织法。在此之前，民政部的官员委婉地劝他：“你提得是不是早了点?”王名说他对这个议题非常关注，还是坚持提了。

结果，俞正声当场表态：“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建议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会后，工作人员把王名的发言整理成材料，递交了相关部门。有了俞正声的首肯，社会组织立法进展顺利。后来，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朋友转告王名，是一个“漂亮的批示”。王名期待这部法在2016年能进入立法程序。

“双周协商座谈会”源于1950年，主要开放给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政议政，“文革”期间被迫中断。2013年，新履职的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将其低调重启，讨论的每一项议题均关系国计民生。

王名一共参加过三次“双周协商座谈会”，议题分别关于安全生产、大气污染以及社会组织。他说，座谈会低调，却能直接影响高层决策。“俞主席是政治局常委，他主持、他邀请，你想想看，各个部门的领导能不出席吗?”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宣布全面放开二胎，施行30多年的“一胎化”国策得以终结。这一牵动举国神经的变化，背后也有王名的身影。“今天有这样的结果，我个人还是有一种很强的成就感。”

确切地说，在人口政策问题上，他是一个“接力跑”运动员。

2003年3月3日，王名第一次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与《卡夫卡全集》主编叶廷芳分在同一小组，两人成为至交。叶多年呼吁取消“一胎化”，小组发言常常语惊四座，但直到任期最后一年(2007年)，他仍没能撼动“磐石”。

叶廷芳卸任时，将这件事托付给王名，希望他继续递交提案。叶说，在这件事上不发声，愧对政协委员的身份，愧对民族和未来。是否接过这个“棒”，王名犹豫了两年，毕竟人口问题超出了他的专业认知。“我说这个问题我合适提吗?另外一个，我提了以后，能提到点子上吗?”

那两年，王名没递人口提案，叶廷芳也没放弃鼓动他。“叶老就跟我说，这个事情只能拜托你。老先生这么说，你又怎么能拒绝?我说我研究研究。然后他过一段时间发你一个邮件，过一段时间给你发一些材料，你必须要研究啊，我后来就做了一些思考，觉得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

研究过程中，王名强烈感受到，把人口问题单纯视为专业问题是个错误。他告诉国家卫计委的负责人，人口问题是公共问题。除了求教人口学专家，王名还找来了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和战略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共同讨论“一胎化”政策。“人口问题如果不放在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下，乃至放在国际的背景下来思考，很难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

2010年起，王名连续五年在“两会”上递交“放开二胎”的提案，与他“同行”的还有另一个全国政协委员—刘大钧。

人口政策调整后，王名的关注点又逐步转向生育文化、家庭教育复兴等社会问题。他认为，当下重点是考虑如何延缓、化解“一胎化”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副作用。

王名认为政协制度是可以对政策，甚至政治体制改革起正向作用的制度。“我们处在改革和转型的时代，很多公共政策需要升级，像计划生育，再不及时调整，会带来更多社会问题，中央高层也好，体制也好，都意识到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转型。”全国政协给了他影响社会变革的机会。

媒体曾送给王名一个“提案专业户”的名号。从2003年至今，他递交提案将近八十个。仅2016年就有20个，近半数与慈善法相关，这已经算是“克制”的数量。

在王名的研究中，公益慈善相当程度上拯救了美国。

二十世纪初，全球被动荡和战乱拖进“泥潭”。美国也在经历了经济“野蛮生长”后陷入空前尖锐的社会危机。所不同的是，与此同时，美国的公益事业异军突起，“强盗爵爷”老洛克菲勒、老卡内基开始大量捐赠财富做慈善。在其他国家频发社会革命时，美国完成了渐进改良。

“美国没有发生社会革命，为什么?很多学者就认为，公益慈善是一个根本原因。尽管它的量不大，但是对社会起到的作用，有可能是‘四两拨千斤’，它使得那些明天要揭竿而起的人，今天就放弃了武器。因为有了慈善，他就有了饭吃，有了慈善，他就有了地方睡觉，他不至于为了最后一碗饭去揭竿而起。”王名说，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伤害，而慈善可以守住生命的最后一丝尊严。他提醒，如果中国的慈善不被“桌子底下”的东西糟蹋掉，完全可以在社会转型期有效缓和社会矛盾。“当然，社会会不会分裂，不取决于慈善，但它可以使社会连接得更密切。”

王名不希望慈善沦为边缘，而是更进一步，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在慈善法的起草过程中，他投入了很大精力，并且态度明确：慈善事业的主体是社会，不是政府。“这个概念非常重要，不通过立法，真做不到。”他警惕政府主导慈善，将其视为当前行业乱象的一大根源，希望呼之欲出的慈善法能够规制公权力，保障社会力量主导慈善。“政府没有很好地规制、促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反而把慈善做成了税收的第二大来源。”

王名清楚政协委员能量有限，不会放过自下而上影响体制的机会。

财经作家苏小和听闻，吴敬琏曾告诫学生要多写文章，利用媒体影响社会，吴说自己花一两年时间做的课题报告，送到中南海估计人家几分钟就看完了。

这个经验，王名深以为然。“两会”期间，他不拒绝任何记者采访。原因很简单，就算改变不了政策，还可以借由媒体形成社会压力。他说，向社会发声是政协委员的责任，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倒逼政策。“回过来说，‘放开二胎’不是我的影响，我的影响估计人家根本不当回事，是老百姓的呼声太大了。”

最近几年，王名每年都有20个左右的提案，他在用数量换“中标率”。“后来我发现，做一个提案，可能人家根本就不管你，做二十个提案，说不定哪个提案就会引起关注。你做一个，少了，概率很低啊，有可能你‘打’偏了，或者老百姓也不是特别关注。”

保护“洪水猛兽”

在某些原则问题上，王名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社会组织在注册前，要找一个政府部门(或其授权的机构)作为“挂靠”单位。为了避免连带责任，不少机构不愿被“挂靠”。大量社会组织只能放弃注册，被迫成为“非法”。中共十八大后，中国尝试全面实行直接登记制度，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需要“挂靠”单位。

2014年，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发文表示，坚持双重管理和直接登记并存，民政系统称之为混合管理体制。王名表达了异议：“我一直对他们提的混合管理体制持保留态度，我说中央非常明确叫统一直接登记体制。”

2013年，王名在云南参加民政部的研讨会，他直言民政部做了一些自身职责外的事，是越界。王名对李立国说：“立国部长，恕我直言，您做的很多事情都不是民政部该做的。”会后，两人一起吃饭，李立国坦承一些举措是不得已。“他说，你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不做谁做?比如说事业单位改革问题，这不是民政部该做的，但是我不推谁推?”

更早之前，李学举担任民政部长时，王名也在会上说过类似的话。王名认为，民间组织事实上超越了民政部的职能范围，应该交给国务院管，而不是民政部辖下的民间组织管理局。“下来以后，我还没跟他道歉呢，他就先说：‘你说得挺对的，你这个观点我赞同，但在‘中编办’没有调整之前，我们还是要做这个’。”

王名说，中国的改革走到今天，必须正视一个问题：谁是改革的真正主体或源动力?“我觉得是公民，以公民的权和利为基本源头的推动机制。”

只要时机合适，他就会在各种场合为社会组织“脱敏”，为公益慈善拉分。“NGO在有些人眼里是反政府，在有些人看来是异己分子，其实NGO代表的恰恰是一种社会正能量，是社会朝公而非朝私的方向。”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发文，要求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党建。不久，王名受中组部邀请，给各省的组织部长做报告。他向在场的高官建言，要大胆发展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入党，把他们培养成为中共的执政基础。“如果能够培养成基础力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建，对不对?你让他从内心里拥护共产主义，而不是简单地设立党组织去监督他。”

那场报告会上，王名告诉中共政要，社会组织不是“洪水猛兽”，而是共产党的同道中人。“往前看，共产主义不就是全人类的公益吗?在这个意义上讲，公益慈善和共产主义有什么差别?没有多大差别。”王名对《中国慈善家》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政治高度的视角。

主流舆论对公民社会讳莫如深，王名却四处为它呐喊。他坚持认为，公民社会是“补台”而非“拆台”的力量。他专门撰文解释它的起源与发展脉络，重申这是个“无害”的词，只是被严重误读了，“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部分。”

其实，王名想表达的重点是，社会体制改革需要经历学术大讨论，在讨论中形成共识。“早期我们围绕经济问题还有一些很深入的讨论，包括价格改革、资本市场，为什么在社会领域问题上不能讨论?你要不讨论，对它的一些研判很可能是有问题的。”

他把改革开放的解放思想运动，视为经济体制的概念体系建构。同理，他认为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也需要经历这个过程。“当下阶段，社会改革是‘主战场’，市场和经济的改革基本上已经进入修补阶段(当然它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判断，确实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在政治上使用什么样的概念体系。”

这些听上去有些抽象的术语，在王名眼里很重要，他说，如果回避这个过程，社会问题就会被搁置，犹如埋下一颗定时炸弹。“如果没有这个思想武器，怎么样推进改革?如果不推进改革，那么你要通过什么机制来解决社会问题?”

王名毫不担心中国缺乏具有真知灼见的学者，但提及社会体制改革，他重复频率最高的词是顶层设计。他推崇邓小平，推崇原国家体改委的改革者能够超越既得利益，真正考虑整个国家的未来。他认为，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社会体制改革更复杂，牵涉面更广，惟其如此，更需要进行顶层设计的人具有非凡的判断和魄力。“‘摸着石头过河’,可能既摸不到‘石头’，也摸不到方向。”

方向，是王名现在最拿不准的。“我们在社会领域到底是要恢复传统的社会体系，还是建构一种全新的、跟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能够有效衔接的社会体制?我觉得这是大的战略。”他反复说，不可以再走“回头路”，否则可能贻误重大的历史机遇，而且这个机遇基本不可能再来。

与其他可能的前路相比，王名更愿意相信马克思主义。事实上，他正在重新研读马恩全集。“我更愿意强调，道路自信指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是共产主义道路自信，而不是说改革开放前的那个道路自信。”

因此，王名期盼针对社会体制改革的思想解放运动快点到来。“思想解放最大的受益者是谁?实际上是党和政府。我们的主政者会达成共识，改革开放初期为什么会有万马奔腾的局面?是主政者达成了共识。”

针砭时弊，却与体制相安无事;靠近权力中枢，却敢独立发声。王名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能周旋于庙堂与江湖之间，找到社会体制改革的最大公约数，既不要求体制“伤筋动骨”，又拓宽了社会力量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循序渐进有时更可行、代价更低，但在中国的政治光谱中多数时候并不讨好，左派觉得出格，右派觉得拖泥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