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每年拿出10个大学让企业家来办

　　谈使命：寻找有成就感的事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创办新东方，实现了上市；现在又办大学，接下来你的人生之路会怎么走？

　　俞敏洪：人活着活三条命。第一条叫做性命，第二条叫做生命，第三条叫做使命。性命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能够确保活下去，不被饿死，不被冻死，有房子住，有自行车骑，或者有辆小破汽车开。大部分人差不多也就活到了性命这个层次。

　　到生命这个层次是这样的概念：人活的是自己的尊严。就是说，你的生命中一定要有尊严，这个尊严包括你自己在事业中会有一点成就，你有自己的爱好，你受到周围人的尊敬，你也尊敬周围人，政府的社会的体系也能够让这些人活在生命中。所以我常常说，政府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人活在生命中，不是活在生存中。

　　使命，我觉得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有，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承担着各种各样的使命。像习近平、李克强承担了推动国家发展的使命。我发现我不知不觉就跟中国教育某些方面的使命结合在一起了，我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现在只能沿着这条路往前走。因为在我的生命中间，我很难想象我的使命是天天游山玩水，尽管我也会游山玩水。

　　最初我在北大教书也好，或者在农村还没上大学也好，基本上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因为我小时候是乱世，“文化大革命”。但是后来北大的教育给了我生命的尊严感。我从上北大开始，即使没钱我也有生命尊严感，知道怎样去维护自己的尊严，知道怎样去维护别人的尊严，知道怎样做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什么时候开始有使命感？很多人把自己创业视为一种使命感。

　　俞敏洪：做新东方的时候，很难说有任何使命感，但也不是处于性命状态或是生命状态。因为做新东方当时的目的我就想赚一笔钱以后到美国去读书，所以既不是因为性命之忧，没饭吃了要做新东方，也不是说我要捍卫生命的尊严，因为出国读书跟捍卫生命尊严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做着做着做成了美国的上市公司，使命感自然慢慢就被勾引出来了。为什么？一旦人酒足饭饱，哲学思想就会冒出头脑。即使是一个酒鬼，他都会这样问，我活着为什么？想不通的人反正想不清楚，第二天继续喝酒、吃饭；想得通的人除了喝酒吃饭之外，就会去做一些有些意义的事情。我就属于，每天喝酒吃饭，但是能够在空余时间想着去做一些有点意义事情的类型。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哲学意识是指什么？

　　俞敏洪：哲学意识是没有文化的人都会有的。思考宇宙的存在以及思考个人存在的目的性，这就是哲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思考的答案是什么？

　　俞敏洪：这个答案就是，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命变得有意义的话，你就必须去寻找自己有目的性的，并且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因为你空虚地活着，游山玩水地活着，最后心灵的空虚比你没有目的性还要难受。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许多企业家拥有了巨额财富之后空虚。你会有困惑吗？

　　俞敏洪：困惑从青少年就应该有，十七八岁的孩子就应该思考自己的人生了，中年应该有答案了。如果中年再没有答案，就真的是很迷茫的状态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的答案是什么？

　　俞敏洪：基本上知道在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了。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办大学应该是最重要的事情？

　　俞敏洪：应该是之一。我觉得我能做的可能不仅仅是只办一所大学。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你刚才提到使命感，办大学除了使命感，还有什么力量推动着你？

　　俞敏洪：我是这么想的，把钱都留给孩子，那肯定对孩子是最不利的。把钱捐给某一个机构，让这个机构用我的钱去做善事，我还真不放心。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既是做善事，又可以可持续发展，因为人总希望自己活着时还留点什么东西。这是人的无聊，但是也是人的意义。希望死了以后，人家看到这个东西是谁干的，总希望有点这样的东西。虚荣心在作怪。

　　谈活法：以立言为世界留下精神遗产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现在企业家都开始讨论传承，你希望传给家庭子女的和世界的，分别是什么？

　　俞敏洪：我传承给家庭的应该是家风，孩子最好能传承我奋斗的精神，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和博爱、尊重，当然也希望传承我身上的能力和做事情的判断力。对这个世界的传承，我觉得主要还是精神遗产，如果说我有生之年有这样的可能性，通过自己的著作或者语言留下一些精神遗产，300年以后人们还在读的话，我觉得这个就了不起了，这是我想做的。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立言？

　　俞敏洪：对。其次才是大学。因为大学是做实体。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你自己能做到的，而是你在你的人生精神中间不断积累的过程。很简单，孔子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他从没想到他的言论会被留下来，因为他是授而不作的。他讲的话只不过被弟子记录下来，而且是零零碎碎地被记录下来，现在正是因为这样的记录行为本身，导致孔子为整个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遗产。

　　所以精神遗产的流传并不是你想留就留的，而是不经意地，你这个人到了那个境界，出了那些文字，不管是别人记录下来的还是你自己写的，经过岁月的沉淀，依然有人不断地从里面吸取营养，那就说明这已经成为精神遗产了。所以能留下精神遗产的人物并不是很多。

　　我当然希望自己能成为这样子的人，但是实际上离这个太遥远了，十万八千里。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期待立言，更像一位儒者。你有宗教信仰吗？

　　俞敏洪：我没有。我对所有的宗教都是抱着一种向善的态度去看的。我自己不选择任何宗教倾向。我认为任何宗教都带有一定的观点上的偏狭性，因为他在执着于自己对世界的理解。

　　假如现在有一个状态，你一定要选择一个宗教信仰，你不选的话就把你毙了，如果有这样的场景出现的话，那么我可能会选择佛教，但是我会采取入世的佛教的态度，而不是说出世的佛教态度。

　　谈文明：中国缺思想市场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一些学者和企业家均认为，西方国家出现了现代性困境，包括前几年的金融危机，而中国的文化可以帮助他们。你怎么看？

　　俞敏洪：我觉得金融危机不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缺陷，它是可以修正的，实际西方金融危机过后，修正得相当不错。中国改革开放只有30年左右，我们没有碰上金融危机。这不能证明我们的文化体系、社会结构或者政治体系，比西方优越，我觉得这是非常狭隘的看法。毕竟人家西方从工业革命到现在已经接近200多年的历史。

　　中西文化的比较，应该从人民生活本身的状态和精神文化的丰富性来比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一方面是追求物质极大地丰富，同时也追求科技对人类极大地渗透；从文化方面来说，西方社会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非常伟大的人物出现，包括文学家、艺术家。

　　我对世界文化的研究的结论是这样的，任何文化的繁荣一定是如下几个过程：第一是这个民族开始做生意，拼命做生意拼命赚钱；其次，物质达到了丰富以后，就会对文化进行投入。做生意后还有一个中间阶段，会形成多民族文化融合。为什么？做生意繁荣以后，会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文化。古希腊的繁荣，古罗马的繁荣，美国的繁荣，都是这样的过程。文化交融带来人的创新思维的出现，带来各种思维的人的聚集，最后如果再有一个开放的环境，文化艺术的繁荣就必然会出现。

　　慈传媒《中国慈善家》：中国似乎开始步入第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