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章：与乔布斯一起喝咖啡的“公益游侠”

　　曾宪章戴着一顶样式老旧的棉帽，穿着朴素的大衣，从刺骨的寒风中，走进约定的咖啡馆，接受慈传媒《中国慈善家》的采访。看上去，他只是个衣着朴实、安静谦和的“邻家大爷”，没有任何惹眼之处。

　　就是这样一位“邻家大爷”，却是华人圈知名的企业家、慈善家。

　　1948年，他出生于福建，半岁时随家人迁往台湾，后赴美国上学、工作。在获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计算机博士学位后，于1980年创办了全友电脑公司。他与苹果公司(Apple Inc。)创始人乔布斯(Steve P.aul Jobs)先后创业，两个人曾聚在硅谷的咖啡厅里天南海北地侃谈。他与日本京瓷株式会社创始人稻盛和夫相交数十年。他是美国百人会的理事，与贝聿铭、李开复、骆家辉等都是“圈内人”。

　　他曾出任过中国多名省、市长的高级顾问，为中国培养上千名企业总裁。而这些都是免费行为、公益性质，他也因此被称为“科技游侠”。在他50岁的时候，更是创办家族基金会“晓龙基金会”，和夫人一道低调行善，又像一位“公益游侠”。

　　作为中国科技企业的重要推手，曾宪章更多地归结为自己运气好。他说自己刚到美国的时候，美国高新企业刚起步，他创业只比乔布斯晚了一年，那时英特尔刚刚成立，思科甚至还没有诞生。1980年回中国台湾创业，他创立的全友电脑成为台湾第一家上市的高新企业。1998年来到中国大陆，参与了科技的推动，培育了年轻企业家，更亲自见证了中国大陆科技的腾飞。总之，曾宪章认为自己都是恰好赶上三地高新企业的腾飞，也因为一直想帮助中国崛起，希望为中国培养出更多年轻领袖，所以也一直投身在公益里。

　　科技游侠

　　1980年，曾宪章从美国硅谷回台湾创办全友电脑公司。为了打开市场，他求过很多知名企业家，但几乎无人施以援手。为了打开国际市场，他特意跑到德国慕尼黑的西门子总部寻求合作，结果却是被一个秘书挡在门外三天三夜。经过千辛万苦，终于签下订单。其中过程，酸甜苦辣，绝非外人所能想象。“我真是把所有念过的EMBA、卡耐基，全都用上了。”30年后，当曾宪章提及这段经历时，仍唏嘘不已。但也正因为与西门子签订的战略合作联盟，奠定了全友电脑在高科技领域的国际地位，使之后的欧洲市场推广一帆风顺。

　　正是自己创业路上的艰难，让他对年轻创业者的困苦感同身受。尤其在1988年全友成功上市，年产值达到4亿美金，曾宪章忽然发现自己从Nobody(无名小卒)变成了Somebody(有头有脸的人)，很多原本遥不可及的资金、企业和名流开始围着他转。

　　感慨之余，他仿照博士生导师的概念，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和一套有效的机制辅导创业者，试图最大限度地帮助年轻人渡过创业难关，“那个年代，全球是没有创业导师的，大家基本上是各凭本事，埋着头苦干，运气好可以成功。”曾宪章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从此，曾宪章开始了漫长而又颇具传奇色彩的“游侠”生涯，四处培训创业者、企业家，后来创立了专注慈善公益的晓龙基金会。用他自己的话说，所谓游侠，就是哪里有需要他就去哪里，没有特定目标。

　　将近25年过去，当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问及他至今辅导过多少家企业时，曾宪章淡然一笑：“很多。”梳理曾宪章辅导过的企业名单时，记者发现清华紫光、京东方、TCL等知名企业都在其内。他培养和辅导过的企业总裁不少于1000人。1990年代，中国政府从美国邀请了六位有硅谷背景的专家来为四通、浪潮、长白等中国最早的一批科技企业高管做培训，曾宪章即是专家之一，“你说(他们)算不算我学生？可以算也可以不算，都是朋友。”不仅如此，曾宪章参与推动的“摇篮计划”，在北京中关村启动至今的十年中，诞生了兰亭集势和聚美优品等企业新贵。同时，在曾宪章的建议下，他所在的美国华人精英组织“百人会”设立的“英才奖”，用于培养中国未来的领袖，在9年时间里，走出了近300位具有领导力和社会贡献力的中国青年领袖。

　　1990年，为了更系统地协助创业者，曾宪章联合了一批同道中人在美国硅谷成立玉山科技协会，后来逐渐演变为全球华人知识经济共同体，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便是发起人之一。现在，玉山协会仅在美国就有12个分会，汇聚了数千位顶尖的商界精英。2013年，玉山协会在中国深圳设立了分会，定名“深圳育山科技协会”，由TCL董事长李东生出任理事长。

　　曾宪章笑称上海是“最善用玉山协会的”。当时上海计划赴美招商引资开发落后的浦东。曾宪章提前将招商团的名单和需求带到硅谷，在玉山协会内寻找相应的企业。上海市代表团抵达，曾宪章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主会场和20个分会场，只要总体框架敲定，20个分会场一天内可以对接至少100个项目。在玉山协会的帮助下，招商团在美国数座城市高效对接数百个项目。

　　天津市计划发展物流产业，曾宪章为其请来联邦快递中国区总裁出谋划策。当时国内的物流远不如今日发达，联邦快递仅飞机数量就超过了国内四大航空公司的总和。此外，曾宪章还为天津市请到了稻盛和夫来指导天津光电工业的建设。

　　推动国内科技与商业的发展，曾宪章并不求回报，这些包括人脉资源、经验、时间、精力的无偿投入，远高于金钱的公益价值。但他同时也坦言，走过中国那么多城市，培养过那么多总裁，但真正深入帮助的最多就十个城市、十个企业和总裁，关键一点就是培养对象自身得认真，且有缘分。

　　政府官员或企业家登门相请时，曾宪章都要问他们是不是玩真的，“什么叫玩真的？很简单，我演讲的时候要一把手坐在下面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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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益游侠

　　谈及做公益的体会，曾宪章说“越做就会越想做”。他提到美国某家公司的一条不成文规定，即当你的职务达到经理级，人事部门会建议你拿出年薪的4%捐做公益。统计数据显示，很多担任经理职务超过5年的人，捐赠比例超出了4%，甚至会达到10%。恰恰是刚刚担任经理的人，会拖延捐赠或者根本不捐。

　　1996年，曾宪章成立晓龙基金会，以这个家族基金会为主开始社会捐赠。从资助家乡的贫困生，扩展到上海、天津等地。“晓龙”与“小龙”同意，中国人希望望子成龙，曾宪章选择这个名字意在让受助孩子获得更好的成长。至今，晓龙基金会已涵盖科技、教育、环保和文化四个领域的公益业务。

　　2001年，晓龙基金会在天津成立“南开国际管理论坛”，曾宪章任执行主席，通过整合他的国际资源，帮助发展当时比部分省会城市还要落后的天津市。这个论坛对天津滨海新区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十多年来，曾宪章每年都会抽出近两个月的时间专门前往天津，为当地政府、科技企业提供经验、人脉和智力支持。

　　在家族基金会的工作，曾宪章与夫人各有侧重和分工。曾宪章负责晓龙基金会的科技与教育工作，他的夫人谈蜀华则“分管”环保和文化。

　　2003年，古琴被选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且已濒临灭绝，能知琴事琴者寥寥可数。于是，谈蜀华决定出资在京津两地设立古琴传习室，聘请老师免费为北京的历史、文学专业学生授课，并且在天津音乐学院设立高额的专项基金资助古琴专业学生。如今，晓龙基金会资助的古琴团队已经在中山公园音乐厅等国家级艺术殿堂公演。

　　曾宪章说，晓龙基金会的钱就应该捐到最需要的地方。

　　2008年汶川地震后，曾宪章接受夫人谈蜀华的建议，将晓龙基金会的助学金设在了三本院校成都中医药大学，因为曾夫人认为重点大学的学生毕业后更愿意去北上广深甚至出国，而三本的学生大部分会选择留在本地，进入四川省境内的医疗系统，更有利于灾后重建。

　　大约十年前，他参与了“捡珍珠计划”，募集资金资助成绩优异但因贫困辍学的女孩完成初中或高中阶段的学业。项目先于浙江嘉兴实施，之后又延伸到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的学校。曾宪章夫人认为女孩对未来的社会贡献很大，一个孩子的成就、品性，受母亲的直接影响：“这些女孩很聪明，成绩很好， 所以我们称之为‘珍珠’，如果任凭她们自生自灭，她们就像珍珠掉在地上被沙土埋没，十年后就沦落了。”现在，他们每年可募集近2亿元善款。如果没有“捡珍珠计划”，中国每年至少会有1万名成绩优异的女孩失学。从效果看，“珍珠班”的女孩们成绩普遍强过其他学生，有些“珍珠”甚至已经考上了博士。

　　身为美国赠与亚洲(Give2Asia)理事的曾宪章，在汶川地震期间被总部任命为赈灾总负责人。在2008年一年中，赠与亚洲为四川灾区共募集了近1800万美元，资助了57个项目，包括助学、养殖、图书馆、乡村妇女培训等等，有些项目仍持续至今。

　　2006年、2007年和2008年，曾宪章连续获得“海河奖”、“金顶奖”和“友谊奖”，分别是天津市、四川省和中国政府颁发给外籍人士的最高荣誉。曾宪章谦和中带着欣慰：“一个人能够拿这三个大奖的，大概没有了。”

　　以慈善传家

　　曾宪章现在最希望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国外成熟的慈善公益模式和价值观念介绍到中国，将“富二代”系统性地教导并培养为“创二代”、“善二代”。

　　他说在国外有些企业会设立“相对捐赠”制度，如果某高管捐出一笔善款，所在企业就会做出一比一的对等捐赠，甚至有企业每年会捐出利润的百分之一，员工也会捐献一日所得，用于资助企业附近的贫困生、养护公园、环保组织等。

　　TCL每年给他支付独立董事薪酬，曾宪章12年来从未拿过，与他在国内担任所有企业的董事、顾问年薪一道尽数捐做公益，“如果你不会善用你的财富，那这个财富就已经不属于你的了。”

　　曾宪章认为财富是追不完的，追到一个零，后面还有好多个零等着，所以要建立对财富的正确态度，理解它真正的意义在于社会价值。他同样以美国为例，健全的财富管理体系应该包括财富如何管理、如何传承、如何导入慈善世界，做更理性的规划。同时，在子孙后代的成长过程中培养正确的价值观，以避免他们在巨额财富中过早堕落，“富不过三代很可惜。”

　　因此，他从未要求自己唯一的女儿曾庆盈赚大钱，只是要求她做公益慈善。2008年奥运会期间，曾庆盈依靠自己的国际视野和外语能力，在奥组委礼宾部担任了6个月的志愿者，专门做各国首脑的联系及接待工作。现在，她仍然在用这些优势推动着敦煌的古迹保护、对外交流。由于游客纷至沓来，敦煌石窟保护不易，因此晓龙基金会也在资助石窟数字化项目，通过现代科技将四百多个石窟呈现在互联网上，且视角和清晰度比实地参观更优质。

　　当慈传媒《中国慈善家》记者问曾宪章对晓龙基金会的未来有什么考量时，他平和地表示一切随缘，“有生之年能做多少算多少。我也教育子女，说万一以后我们‘过去’了，你们继续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