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盖伦
未来学习是新型环岛式而非传统学校孤岛式，家庭、网络、社区、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处处都可以是学校。
30年后的教育会怎样？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学什么，在哪学，跟谁学？
这些问题，既关乎未来，也照进现实。12月12日，2020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会议在北京召开，其中一个环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的未来”旗舰行动计划中国专题咨询会。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秦昌威说，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是摆在人类面前的大问题，“搞清教育的未来，是人们对未来挑战的回应”。
现在学的东西过时了吗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介绍，差不多150年前，社会学家斯宾塞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命题。直到现在，学习的体系也是根据这一理念构建的。“这样一套理论是天经地义的吗？那个时代和现在的孩子们应该学习同样的内容吗？”朱永新抛出了问题。
他认为，“学什么”是教育的重要出发点之一。如今，旧有的课程体系没变，新的知识又汹涌而来。每一次课程改革，都意味着进一步增加课程内容，也就意味着进一步增加孩子们的负担。
朱永新认为，未来教育要整合课程。“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没有必要学习目前所有的课程。”他表示，课程内容应该整合为大科学、大人文、大艺术、大德育和大生命，要把生命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作为新教育探索的基础性课程。
另外，课程难度要下降。朱永新表示，现在课程的难度都围绕着进入最好大学的目标设计，但并非所有人都要学到那么难、那么深。毕竟，进入最好大学并非所有人的唯一出路。“未来至少应该有50%的课程由学生自主选择。”朱永新说。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看到的教育问题，则是“雷同”。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教育的理念、内容也基本都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甚至是照搬发达国家。有些教育内容确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人需要读、写、算的能力，需要掌握学习新知识和适应社会变化的能力。但还有些内容，应该有国家特色。“一个国家应该根据它的发展阶段，去组织生产和教育教学。教育要成功，就要发展中国家在未来有更多的交流，去把握数字革命、人工智能革命带来的机会。”林毅夫说。
林毅夫提到了一个关键词——人工智能。在咨询会上的讨论中，几乎所有专家都直言，人工智能将是未来教育的巨大变量。
老师和学校还需要存在吗
“2050年的教育到底是什么样还很难完全说清楚。但我在想，2050年，肯定还会有城市和农村的区别，还会有规模大小不一的学校。教师的水平也不太可能都达到最高水平；我们的孩子肯定还是千差万别的，这些情况暂时不会有较大的变化。”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说。
专家希望，未来人工智能可以赋能老师、学校和管理。“我们将改变教师的角色，促进教学模式从知识传授向知识建构转变，同时缓解贫困地区师资短缺和资源配置不均的问题。”任友群说，未来的教育信息化，不再是教育手段的信息化，而是能够实现更加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体系信息化。
传统教育是在学校、在班级，朱永新说，“未来的教育应该更多以项目为中心，以学生的探索和学生之间的学习为中心”。
家庭、网络、社区、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处处都可以是学校。“未来是新型环岛式而非传统学校孤岛式的学习，这样的学习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我们需要新的教育革命，新的学校革命。”朱永新强调。
那么，还需要老师吗？
北京实验二小校长芦咏莉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只要我们认为，立德永远是育人的前提和首要任务，那么人师就不可替代。”她说，人的成长需要他人的陪伴。老师们会问那些喜欢上学的学生——你来上学的原因是什么？90%以上同学的回答是“我喜欢老师”或者“我想和同学在一起”。“对社交的需求，对受欢迎的需求，无论是否在人工智能时代，对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尤其是基础阶段的成长都非常重要。”她说。
所以，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角色、同伴角色同样无法替代，不过，芦咏莉也指出，教师的角色会更加多样。
教师不再仅仅指专职教师。他们可以是父母，可以是其他成年家庭成员，可以是社区内的权威或榜样，可以是工作坊里的师傅……同伴角色也会更加丰富，因为未来混龄学习会成为常态。“当学校样态丰富，学校教育边界被打破时，我们有理由认为，家庭和社区将成为影响我们育人任务中最重要也是最稳定的场所。”芦咏莉判断。
和人工智能究竟怎么相处
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任陈锋看来，未来是人与人工智能共生的时代。“从目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程度来看，坦率讲，它还不足以对我们的教育产生深刻影响。但是当它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可能带来革命性影响。”
过去的教育创新，更多时候是基于理论和经验来进行。陈锋说，未来的教育创新，更多时候会与技术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了解技术，不学习技术，不在教育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工具研究和方法研究中与技术的变革紧密结合，我们就找不到教育变革的方向。”他认为，我们需要建立人工智能教育研究院、研究中心等机构来支撑未来的教育变革。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龚克指出，教育要增强人的能力，今天的教育，就特别要增强人和人工智能打交道的能力。
首先，要建立对人工智能素养的基本要求。对不同阶段的学生，形成不同的要求；在达成全球共识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各层次毕业生在人工智能时代就业和生存发展适应力的相关标准。其次，是要建立基础性的人工智能伦理标准。龚克说，它非常重要，人类需要一个符合人类价值观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工智能。最后，是需要强化可转移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职业是迅速变化的，为了适应这样的变化，教育必须强化学生可移植、可携带、可转移能力的培训，这是用教育的进一步强化，来保证人工智能为人类服务。”龚克认为，教育要培养更有批判性思维、更有人类价值观的人来驾驭和操纵AI。
或许，唯一确定的就是变化。
“当变革不断加速，不确定性因素越来越多，未来学生的心理、精神的发展，一定会成为这个社会所面临的一个突出挑战。”陈锋说，这就需要我们去探索，在数字时代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文化共识，从而发展新的教育理念，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数字时代获得平衡发展。“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学者、企业界等共同携手，才能一起面对未来。”陈锋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