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组织耗时三年 终获公益“身份证”

　　从2011年起，罕见病肺动脉高压患者自救组织“爱稀客”就开始申请民办非企业，但屡经碰壁，终于在2013年10月成功注册。而这得益于北京当年实行的四类组织直接登记政策。

　　注册之路困难重重

　　曾有一个去世的女孩告诉当时26岁的黄欢，“至少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人们知道有这么一群人。”罕见病肺动脉高压，对于黄欢和她身边一个个去世的病友来说，就是梦魇，他们随时都可能倒下。

　　“这一生就这样过？我能坚持多久？还有多少和我一样的人？他们在做什么？”

　　2011年6月15日，黄欢从外企辞职。她要为全国病友做些事，让病友们有个交流信息的平台，让公众知道有这么一群人，让罕见病尽快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

　　2011年3月，黄欢和朋友李融开始筹备民办非企业的注册，却没想到困难重重。“做公益怎么这么难？”辞职后，黄欢反而比上班还累，她想让爱稀客成为合法组织，那时，这事成了她的心病，她总在叹气。

　　根据当时的管理条例规定，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需找到业务主管单位才能登记注册，而找政府部门或机构挂靠，成为很多社会组织的最大困扰。

　　2011年4月，北京推行四类社会组织无需再找主管单位，可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政策一出，黄欢和李融马上联系市民政局，电话被转来转去，她俩有点晕。最终联系上了市民政局慈善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热情接待，行还是不行，却没给出明确回答。另外，注册资金也是个问题，“要50万，而瓷娃娃注册下来只花了3万，但他们是特事特批的。”

　　电话、邮件、传真，各种办法用上，但答案似乎在空中飘，落不了地。

　　面对病友陆续离去，无奈之下，她们接受其他NGO的建议，2011年6月，两人先以“北京市爱稀客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的名称完成工商注册，注册资金3万元。在一间不足15平米的办公室里，以“爱稀客肺动脉高压公益服务中心”的名义对外办公，两人多年的积蓄都投了进去。

　　三年努力“成正果”

　　但问题接踵而来。

　　2012年上半年，爱稀客接到一家基金会救助肺动脉高压患者的项目，获得一笔资助金。但公司的经营范围是咨询业务，患者买药的发票走不了公司的账。爱稀客只好与中国华侨基金会合作，借用基金会账户。但钱一进一出都得等着基金会审核，非常不方便，“双方感觉都很累，合作半年便结束了。”

　　黄欢再次想到民非注册。经过一名志愿者引荐，他们再一次去了北京市民政局。这次，熟人也不管用。在市民政局建议下，他们又尝试联系注册资金要求更低的海淀区民政局。几个电话打过去，李融很快发现，区里根本没进入状态，四类组织的直接登记并没放开，他们又被推回市里。

　　在这期间，注册资金也一直在变，有时说要50万元，有时又说是10万元，而也有组织注册时只要3万元，“到底是多少啊？我们当时觉得很累。”也曾和市民政局讨价还价，“3万行不行？要不5万？”李融甚至想咬咬牙，把房子拿去抵押贷款弄个基金会算了，更高端。

　　另外，这次申请市民政局还提出很多问题。“有没有大的捐赠方、专家顾问和理事会？这些医院靠谱吗，会变成药商的托吗……”黄欢他们意识到，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于是，两人决定，先努力完善自己，静待机会。

　　2013年下半年，身边陆续有组织无业务主管注册成功，李融感觉到这个信号。两人再次尝试，市民政局很快给予答复，可以递交申请材料。

　　2013年10月，黄欢与病友在《中国梦想秀》募集到10万元注册资金，一切准备妥当，他们于当年10月底第三次向市民政局提出注册申请。

　　这一次，市民政局很快批准。2013年11月8日，北京爱稀客肺动脉高压罕见病关爱中心在市民政局无主管登记注册成功。历时近3年，爱稀客终于获得了合适身份。

　　“没有民非身份做公益对我们来说很麻烦，每次碰到问题我们就想注册民非。一遇到注册挫折就想着算了，再等等。”注册之路，爱稀客的每一关每一坎都磕磕碰碰。现在民非注册成功，李融说，感觉底气足，名正言顺了。

　　“我觉得政府对公益组织的登记门槛太高，国外是宽进严管理，可以让市场规则优胜劣汰。”李融建议道。

　　“切忌单纯放开管理”

　　记者在北京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上看到，从2013年4月开始出现无主管业务单位登记注册的民非、基金会和社团，尤其是2013年11月开始，无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在增多。

　　今年，准备再次尝试注册登记的还有很多组织，政策的变化让屡尝失败的它们看到希望。

　　从2005年起，民间防艾组织中国彩虹健康中心的负责人肖东几乎每年都在考虑注册民非，但一直无果。今年1月，肖东决定再试。这一次，他选择了一家民营专科医院合作，这家医院可为中心提供固定办公场所。

　　尽管注册成功的组织越来越多，肖东还有担心。比如资金来源不稳定怎么办？名称里有“中国”二字是否会被PASS……

　　中国公益研究院研究部副主任程芬指出，其实从2005年就开始讨论取消双重登记制度，但牵涉到要修改很多条例，不是一个部门能完成的。于是先从地方试点，民政部让深圳先改革。

　　北京方面，程芬认为，尽管2011年就开始试点，民政局、社工委两块，作为个人很有现代慈善理念，但作为部门却非常保守谨慎。“现在中央放开了，北京会变得更积极。”

　　程芬担心，如果准备工作没做好，一下崩塌就会如洪水猛兽。比如募捐资源如何管理，如果不合理调配，可能造成多个机构重复募捐，会对捐赠人造成骚扰，对整个市场的有序竞争不利。而目前政府的监管力量总体不是很足，还需下工夫。除对组织法人身份的监管，还要对很多慈善活动进行管理。

　　“美国就曾出现这个问题，最后通过联合劝募的方式解决。”程芬介绍，目前，北京、深圳、广州都出台了募捐管理办法，一方面促其信息公开，另一方面促成规范募捐，避免损耗资源。

　　“取消双重登记制度大势所趋，大势已定，切忌单纯放开管理，否则肯定会乱。”程芬称，直接登记注册的放开对政府的压力会很大，最重要的是配套法律还需完善，扶持和监管要两手抓。

　　新京报记者 王卡拉(闫欣雨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