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儿童在流浪：“我不知道什么是家”

　　“喂，是妈妈吗？我是轩轩，你在哪儿啊！”

　　“我在广东。”

　　“他们说你半年没有打生活费了，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打工那么多久也不回来？”

　　“我要是不出去挣钱，谁养活我们，靠你吗？”

　　和母亲的最后一次通话，18年过去了，陆旭轩忘不了。

　　那是1997年，母亲离开四川老家打工整三年。

　　这通电话之后，母亲消失在广东的打工潮里，音讯全无。陆旭轩也从一个留守儿童，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25岁的陆旭轩成了中国早期留守儿童中的一员。二十年间，又有很多留守少年复制着他的流浪经历。于景群就是一个。

　　“留守儿童正在成为流浪儿童新来源。”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家”这个字，很多孩子还未懂得拥有，就已失去。

　　出走

　　“我不想让自己记得”

　　从失去母亲开始，于景群就开始流浪了。

　　2012年1月27日晚6时，12岁的于景群在专注地看着动画片。身后卧室里的母亲，渐渐失去了生命体征。

　　“妈妈手脚冰凉，睁着眼半天都不眨一下，我试了试鼻息，开始是热的，很快就凉了。”他回忆。

　　身患癌症晚期的妈妈走了，于景群找来姥姥，“他们把妈妈带走了，把妈妈碰过的、用过的东西都拿走了。”

　　记忆突然强行中断在这里，“剩下的事你别问我，我都不记得了，我不想让自己记得”。

　　此前，于景群跟着妈妈住在锦州老家，家境贫寒，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去北京打工，“做保洁。”母亲去世后，他跟着父亲到了北京。

　　于景群的父亲说，在北京，他没钱也没途径送儿子去上学，就把他留在望京附近的出租屋里，“白天上班时他还没起床，晚上十点多回来已经睡着了，沟通时间特别少”。

　　没人管，于景群白天常跑出去玩，“在家时天天就在床上躺着不起来，吃饭就在床上吃”。

　　父子之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相依为命。至少在于景群的记忆里，爸爸常因小事打骂他。

　　他尝试过理解父亲，“从小他没带过我，我知道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每次打完都会买零食安慰我，可他一次比一次下手重，我怕了”。

　　一次挨打后，于景群离家出走。他溜进一个小区，踹开一个地下室的大门，顺手拿走两件衣服，在小区蹦蹦床上睡了一夜。

　　他开始了“没家”的生活。

　　和于景群相比，陆旭轩在留守的童年，是有过幸福回忆的：爷爷很疼他。

　　陆旭轩出生时患有“神经性马蹄足”，双脚向内翻，走路时双腿成X形，几乎没有劳动能力。

　　幼年时父母离异，母亲出去打工，就再也没回来过。他也跟随父亲来到北京。

　　可父亲已有新的家庭。六年间，陆旭轩住在爷爷奶奶家，“爷爷疼我，把我当长孙看，奶奶只把我当成包袱。”说这话时，他低下了头。

　　他记得爷爷的好：定期给他零花钱，并买来课本，辅导他认字，六年里，陆旭轩学会的3000个汉字都是爷爷教的。

　　奶奶会让他做家务，做得不好，陆旭轩就会挨打骂，2008年那个夏天，陆旭轩拿着爷爷给的十块零花钱，买回了最爱的恐怖小说看，被奶奶发现。奶奶追着他打，惹来爷爷大怒，老人又满屋追着奶奶打。

　　这种场景也贯穿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次，他决定离家出走了。“再待下去，不知道爷爷奶奶会发生什么事”。

　　他舍不得爷爷，但觉得“出走是必然的。”

　　流浪

　　“那些鸡骨头好香啊”

　　于景群皮肤黝黑，有点壮，最醒目的是两道粗眉，沉默时，像刚刚生完气。

　　讲到流浪生活时，他的眉毛会扬起来。

　　四块钱，是他离家时的全部资产。

　　2012年12月，在望京随便搭上一辆公交，一路向南，下车，再换一路，到达了13公里外的十里堡。

　　陌生的四处为家的世界。

　　几天里，于景群摸清了附近地形：华堂商场一楼有电视看，但只能看到晚上十一点；麦当劳和肯德基可以睡觉，但要注意有几个不算友善的营业员。

　　吃饭问题也在这里解决。有客人吃剩下的炸鸡，他就冲上去抓起来就嚼，“骨头里面还有肉，他们都不知道”。

　　说到这儿时，他才露出同龄孩子常有的顽皮表情：张大嘴，模仿撕咬骨头的动作，“那些鸡骨头好香啊。”

　　晚上睡觉的地方是两公里外的朝青汇小区，小区花园一角里有张长椅，晚上还算安静。

　　于景群爱吃零食，标准还不低，“果冻一定要喜之郎的，薯片一定要罐装的”。他会去小区里捡瓶子卖，捡上几天，攒够五六十块钱，他就揣着钱去超市大采购。

　　最奢侈的娱乐是去附近的黑网吧，不需要身份证登记的那种，他花几十块钱可以连续坐上12个小时。

　　回忆这段流浪生活时，他不觉得这很艰辛。

　　年长些的陆旭轩对流浪体会更深。

　　旅游和流浪，同一座北京城，两种感觉。“96年跟我妈来北京玩时，觉得北京特大，哪儿都好，跑出来以后我就奇怪，这是北京吗？”

　　他总会念叨极少主动联系他的母亲。

　　流浪中的北京城，变得陌生。对他来说，自由得像监狱，“比监狱还监狱”，他强调。

　　对于一个18岁的成年人来说，去饭店抢剩饭吃，绝非长久之计。

　　2008年，没来得及游荡多久，陆旭轩就被带进了救助站。奥运会在即，街上已经没有了流浪汉的生存空间。

　　救助站里的伙食让他受不了，“早饭是馒头和咸粥，中午就吃清水煮白菜，一棵大白菜能煮一锅。”

　　他始终筹划着“飞越疯人院”。一天晚上，救助站外的护栏突然断了，他瞅准机会，从护栏钻了出来，一路狂奔。

　　“那是08年8月，我又脏又臭。”怕自己上不了公交，他找到一户晾着衣服的人家，“捞起就走”。

　　陆旭轩想办法上了回四川成都的火车：走投无路时，他唯一想到的出路，是回到家乡。

　　生存

　　没能抓住“养老”机会

　　家乡没有亲人愿意接纳，回到四川的陆旭轩又一次进了救助站。

　　幸运的是，在救助站，他获得了学电脑的机会。一年后，他掌握了一些电脑基本技术。

　　本以为可以凭此找到一份工作。然而，没人需要一个半路出家的电脑进修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