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站为陆旭轩找了份工作,专门为流浪者开设的福利工厂。每个月能拿两千块工资,缴纳四种社会保险,“这工作太好了”,当时十几岁的他甚至想到了“退休以后就能拿养老金了。”
可惜陆旭轩最终没能抓住这个好机会。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他需要蹲坐在院子里,在一车矿渣中找出镁、锌、铜等金属渣。有人负责巡视,一堆矿渣中必须完全淘干净,矿渣放入一碗水里,看不见金属渣,才能算工作量。
身体残疾的陆旭轩,完成任务太困难。
厂里只提供了灶台,工人需要自己做饭,陆旭轩手脚不利索,别人做完饭开工了,他的灶台刚生起火。为省时间,他买来一瓶酱油,酱油焖米饭,他吃了整整一个月。
一个月后,陆旭轩不甘心地离开了工厂。“我现在也觉得遗憾,那是一份我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了。”他把自食其力看得很重要。
怀揣20块钱,他登上了回北京的火车。“还是北京吧,大城市,养活自己容易些,垃圾也能比其他城市捡得多”。
面对要求补票的乘务员,陆旭轩憋了很久才敢说话,“我得拿出京腔来,得让他们相信我是北京人,我要回家”。
没有地方落脚,不愿乞讨,不愿去捡剩饭,陆旭轩在北京陷入了绝望。
最饿的时候,两三天没找到饭吃。经过一个派出所时,陆旭轩冲了进去,“我饿死了”,派出所的民警为他凑了五十块钱。
他找了家面馆,先点了碗面汤,“饿太久的人不能一下子猛吃,要先喝点汤把胃撑开”,这是饥饿赋予他的经验。
对于那顿饭的回忆,陆旭轩说,“可能只有解放前才有那种吃相”。
于景群还未体会到这种绝望。在朝青汇的长椅上,他成了附近的“孩子王”,在两公里的街道上闲逛,于景群自封了称号,“独行侠”。
他不想再和那个“叫家的地方”有任何联系。父亲回忆,于景群出走后,他找了一段时间没找到,最后警察打了电话过来,于景群在外砸坏了一辆汽车。在外面游荡两个月里,于景群每次闹出麻烦都会被送回家,然后再逃出来。
流浪久了,于景群和陆旭轩都会感受到暗伏的危机。
江湖
流浪孩子的生存法则
在北京西站的地下广场,陆旭轩从广告公司那里找到了生计,兜售北京地图,一块钱一张,每天能赚十几块钱。基本的饭钱是够了。
在这里,他目睹了无数流浪儿童所组成的地下江湖,“父母不在家就跑出来,被拐出来的,还有出来找父母迷路回不去了的,都有”。
这里充斥着偷盗和欺骗。
他遇到过一个偷窃团伙,成员有来自重庆的张微。张微白天在网吧睡觉,晚上出去偷东西。他向陆旭轩炫耀自己的技术,“一个四方形铁锁,用手拉两下就开,遇到卷帘门,再撬开,先卷收银台,然后卷香烟”。
陆旭轩问,“你们一个月能赚多少?”
“我们不是论月算,论月哪还能干啊,我们是按秒的,几秒钟就是几千块。”张微说。
一些留守儿童来到城里,刚出车站,就被一些团伙吸收走,“王府井附近发传单的小孩,大部分都是农村跑出来的留守儿童,被他们弄去发黑一日游的传单,骗游客。”
他也曾被迫发过黑一日游的传单,有人感兴趣询问他时,他会低声告诉他们,“这个不能信”。
陆旭轩理解那些被迫入伙的孩子:很多时候,他们是被饥饿和敌意逼迫得走投无路。
饥饿尚可忍受,敌意,却造成了他们与周边的分裂。
这种敌意往往是相互的。睡在北京西站地下广场,一天夜里,陆旭轩惊醒,他猛地坐起,正好看到路人看他的眼神,“我这辈子都不会忘那些眼神,他们的表情能让你从心底里感到,周围全都是一种杀伤力”。
偶尔,陆旭轩觉得,幸亏自己年龄大些,相对明白点儿事理,才没有沦落。
在陆旭轩看来,活跃在北京的流浪儿童数目惊人,“流浪儿童几乎都是留守儿童。”
这和余丹的研究结果相吻合。2008年,贵州大学研究生余丹对贵阳的流浪儿童做过研究,发现46%的流浪儿童是留守儿童或流动人口子女。
他们的身份不断变化。从留守儿童变成流浪儿童,再分化成被操纵乞讨儿童、问题儿童和犯罪儿童。
2006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流浪儿童问题研究”课题组推算,全国流浪儿童大约有100万,被迫逐渐融入城市阴暗面,有46%的流浪儿童曾被教唆犯罪。其中80%有盗窃、抢夺等违法行为,45%的儿童常年以违法行为为生,74.4%的儿童在流浪两个月后就会出现违法行为。
相互的敌意也会在于景群身上体现:白天,他会站在路边,在草丛掩护下向路过的汽车丢石头;晚上在小区里翻白眼扮成鬼吓唬刚下班的小区居民,“我就是觉得很爽啊,别人都很怕我。”
2012年12月31日,在华堂商城门口,因为“一个老头朝我看,我看他也不爽,就骂了他几句。”这次于景群没跑掉,被一群路人揪住:他们怀疑于景群偷了东西。
未来
被抛弃与不放弃
这次冲突中,于景群遇到了志愿者周润梅。
路过华堂商场时,周润梅看见于景群被一个中年人揪住衣领,让承认偷了东西,四周围了一圈路人,“有人说‘你回家吧’,他说,‘我没有家’。”
当晚,周润梅陪于景群在一个自助银行里坐了一夜。
于景群不知道,自己很快就真的没有家了。
于景群刚刚从家里再次逃出来一个月。父亲开始放弃了他,这次出走,父亲没有再找过他。元旦过后,父亲辞了北京的工作,回了锦州。
周润梅把他送到了北京市郊区的公益学校。在这里,于景群有了新生活。
他遇到了陆旭轩。同样被遗弃的经历,让两人相见甚欢。白天,于景群要听五节课,三点半下课后,他会在一个电脑房里找到陆旭轩。
被志愿者送进学校后,陆旭轩把这里当成了临时的家,学校为他提供住宿和伙食,他则力所能及地帮学校打扫卫生。于景群偶尔也会帮他一起扫地。陆旭轩自称“环保部长”,于景群自封为“环保部副部长”。
父亲似乎不在意儿子的转变。2015年6月25日,电话里,于景群的父亲没有提到要带儿子回家,“我身体也不好”。
关于于景群的近况,他简短回复几句就挂掉了电话,甚至没有追问儿子在哪所学校。
于景群也不在乎:“找他干吗?我就是他的一个包袱。”
有来访者想给他留联系方式,“有困难可以跟我说”,他摆手,过一会儿,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你们反正也都是随便说说。”
学校汪先龙老师能感受到,流浪带给一个孩子的烙印,或许很久都消融不掉。
汪老师说,来学校近两年,于景群还是没有改掉坏习惯,“搞不好个人卫生,耍小聪明,不听话”。
面对采访中的提问,于景群常不耐烦,激动时,他会蹦出口头禅,“我要杀了你们”。
25岁的陆旭轩想得很多。
上网看新闻,“毕节的留守儿童自杀,我心里很难受,没有父母的关爱,也没有文化水平,能怎么办呢?”陆旭轩说。
他很感谢教自己识字的爷爷。“我至少学会了一点,不管再困难再难受,我愿意自己坚持,不要去偷、去骗”。
他把这些话告诉了于景群。
“这完全是监护人的责任”,陆旭轩说,“都还是孩子,不可能出现这种差异,你说,难道哪个孩子天生就是小偷吗?”
知道陆旭轩在慈善学校后,年迈的爷爷常来看望他,但再未提过接他回家的事。
陆旭轩知道老人的愿望:“我二十多岁了,也该考虑成家的事了。”
“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家。”陆旭轩说。
再过两个月,于景群会被爱心学校的人带到安徽,到另一所爱心学校读初中。他没想过要通知父亲,“告诉他干吗”。
陆旭轩已经慢慢找回了生活的节奏。他学会了网购,在微博上分享照片,“小陆和他的朋友们”。
他还是会想起母亲,“我想给她写信,可是,她现在在哪儿呢?”
■ 人物简介
陆旭轩,25岁,生于四川。自幼父母离异,1997年,母亲出门打工,陆旭轩成为中国第一代留守儿童。2008年,跟爷爷奶奶度日的陆旭轩离家,四处流浪,五年后,进入光爱慈善学校学习。
于景群,15岁,辽宁锦州人,2012年,母亲去世后,于景群随父来京。当年7月离家流浪。五个月后,父亲离开北京,于景群被弃,留守在了北京。
【写给母亲的信】
忘不了曾经的幸福
亲爱的妈妈,您好,我不知道您现在怎么样了,人在那(哪)里,虽然我们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我还是想对您说,妈妈我想您了。
您知道吗?每当我看见别的孩子和自己的妈妈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里特别难受,我常常会想起小时候您带着我出去玩、背着我、抱着我的时候,我想告诉您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妈妈谢谢您给我的爱,不管您在那(哪)里,记住我永远是您的孩子。
永远爱您的轩轩(陆旭轩)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胡涵 实习生 郭琳琳 北京报道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