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翟 倩
城乡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推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和国家赋予的新使命，浙江省于2016年起开展省级“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工作，取得成效。
记者了解到，通过短短两年实践，省级实验区积极发挥社区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提高城乡居民的归属感、获得感、认同感，在空间创设、内核创新、政策创制、城乡并重等方面实现了“五个迈向”。
从注重社区物理空间打造迈向社会空间创设
从已有社区治理创新的地方实践来看，均较为注重社区治理的设施设备和物理环境的硬创新，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场地、设备、技术创新。浙江首批实验区在专业化引导下，逐步过渡到了对社区软硬并重的创新，即在社区物理空间创新的基础上，日益关注对社区治理社会空间的创新。平湖市当湖街道立足于构建“三级友邻”的网络体系，明确三级友邻网络“432”功能定位，通过友邻空间的五大要素营造，推行“三网六事法”标准化运行流程，建立分层分级、上下联动、互联互通的全网络，进一步夯实社区治理的“共同体”。宁波市镇海区探索“微民生大服务”治理体系，把“四室五站两中心一校一场所”打造成社区服务综合体，在此基础上围绕“微民生”，构建包括“微平台、微组织、微机制、微基金”在内的“一微带四微”的治理体系，较好实现了民生供给与群众需求的精准对接，居民的参与感及社区共同体意识普遍增强。
从实验形式翻新迈向实验内核创新
形式化创新是各种社区治理要素的简单“可视性”和标准化程度发生变化，如在社区管理方式、技巧、服务流程等环节的表面化更新。组织化创新则是指对社区治理体系中深层次、内核性的组织、功能、制度等要素和机制的创新，注重的是通过某一个环节改造而牵动社区治理整个体系的创新。杭州市江干区从“邻里坊”工作机制入手，建立涵盖居委会和“邻里坊”的“一委N坊”自治体系，探索创新居民自治的可行路径。温州市五马街道创新组建党员邻里互助组，以楼幢(街坊、庭院)为单元，以党员中心户为核心，以普通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居民小组长、热心居民等为成员，在辖区内全面组建街坊党员邻里互助组，打造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重要平台，成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力量、社区微自治体系的重要基石。
从碎片化经验迈向整体性创制
碎片化经验主要是指基于社区治理某一个环节或项目的碎片化创新，而对创新举措对于社区治理全局的意义不多加考虑;有些地方干脆为了创新而创新，创新周期内轰轰烈烈，创新结束后偃旗息鼓，成了非连续性改革。首批实验区创新已逐步摆脱了碎片化创新逻辑，而是把创新作为推动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升的重要契机，着眼于区域范围内的系统化、整体性创新。杭州市余杭区紧紧围绕“党建+治理”，以“完善基层协商、增强社区自治功能”为主题，探索创建“余杭‘1+3’基层协商治理模式”，重点完善组织机构协商议事体系，更清晰地明确了谁来议、议什么、怎么议、规范议的问题。杭州市西湖区则着眼于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体系缺失的全国性难题，率先提出了“1246+N”标准化体系框架，即1个基本范围(城乡社区基本公共服务)、2个方面(基础设施标准和服务工作规范)、4大架构(基础设施建设标准、操作流程标准、支撑体系标准和监督评价标准)、先期制定的6个具体标准和下步需要制定完善的N个标准。
从重城市迈向城乡并重
一直以来，社区治理与服务创新的“重城市轻农村”问题普遍较为突出，而浙江的城镇化率已达到68%，是最有条件探索城乡社区治理一体化创新的地区。首批实验区自觉地担当起推动城乡社区同步创新的新使命，海宁市于2017年实行村社同步换届，全面推进党组织“两推一选”和村(居)委会“自荐直选”制度，大胆创新试点，“社工委员”专职专选做法写进选举办法并得到高票通过，共设“社工委员”岗位9个，其中党组织委员1名，村(居)委会委员5名，社区副主任岗位3名。把政治素质好、熟悉社会服务与管理的2名社区社会组织负责人、6名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吸纳进社区专职工作人员队伍，为有效推进城乡社区社会工作打开了实践空间。龙泉市宝溪乡以特色青瓷文化、红色文化、竹文化为基础，通过与淳朴乡土文化相结合，营造有文化灵魂的乡村社区，从类型上进一步探索欠发达地区乡村将软文化变为硬实力的发展经验，为广大中西部地区乡村社区治理提供经验借鉴。
从单极化突破迈向融合性创新
新时代城乡社区承载着新的历史使命，社区治理创新初级阶段往往容易聚焦于某个单一方面，需要破解基层治理中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单极化创新的思路就容易出现偏差。首批实验区的创新实践中逐渐意识到融合性创新发展的重要性，宁波市江北区文教街道通过街道级公益组织——和音坊社区服务中心，推动社区教育融入社区治理机制建设，打造“教治”融通发展创新模式。兰溪市兰江街道充分发挥社区党建综合体的整合作用和党员先锋引领作用，动员辖区内的党组织和党员参与社区治理，抓住“爱心银行”和“微公益超市”、示范小区(街)创建两个抓手，采用新颖的模式吸引居民参与，切实有效提升“我来当家”意识，扩大居民自治参与面，引进培育社会组织，吸引培养社工人才，将社会力量运用到社区治理当中来，形成社会组织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