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区是疫情联防的第一线，也是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最有效的管控单元。”3月9日，民政部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司长陈越良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肯定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一线的贡献。数据显示，截至3月8日，全国已有53位城乡社区工作者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因公殉职。
社区工作相关情况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已非第一次出现，2月21日，同样的场合公布，社区工作者在此番疫情防控中的牺牲人数为33人。不到20天时间，这个数据又多出20人!这场全社会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抗争，人们习惯地称之为“战疫”，虽然可能看不到什么硝烟，但在其中发生的伤亡给整个社会带来的痛楚，却丝毫不亚于一场战争。
从33到53，相较于一线医护牺牲人员，殉职的社区工作者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可能更模糊，如果没有此番疫情的原因，很多人对社区、对社区工作者的认识，可能同样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究竟谁是社区工作者?从33到53，人们甚至暂时无法在公开信息中找到他们的名字，无从知晓他们殉职的原因，但并不妨碍公众去想象，过去这一个多月社区工作的繁重与超负荷程度。
街道、社区、物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因为缺乏明确的身份识别标志，而使得各自的职能分工杂乱，特别是疫情防控期间，自上而下的各类工作安排，最终都将压到最基层。也因为与业主、居民直接接触，所以也就难免事无巨细、纠纷频发。包括日前武汉某小区因业主隔窗喊出“假的”而引发全国关注，但最终具体抱怨和投诉对象、内容为何，却同样存在不尽明确的情况：业主控诉造假，志愿者吐槽“累死累活”……事情原委众说纷纭，基层工作的苦衷和处境却显而易见。
“人少、活多、责任重”，在此番疫情防控过程中，国家与社会各界对社区防控的倚重无疑在加强。“有困难找社区”的说法并不鲜见，但在疫情慌乱中的居民可能没有意识到，社区并不属于国家的行政序列，而只是居民的自治组织。作为社会网格化管理的最末端，社区承担着对接上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各项具体工作。
必须看到，在现有状况下，社区无论是资源调配、整合还是执行能力，事实上都存在较大的困难——责任重大，但各类纠纷也不可避免地集中在社区层面。以本次疫情的中心——武汉为例，早期医疗资源的供需对接，当下基本生活的保障，社区无疑都身处各种需求与不足的交会点。
本来随着社会发展，公共生活对社区的需求就一直在增长，更何况疫情袭来后，各种资源的紧缺、社会职能的短暂性停摆，使得社区的作用、价值尤其凸显出来。截至目前，武汉已有5万多名党员干部、3万多名社区干部和5万多名志愿者，“下沉到社区”参与疫情防控(不独武汉，类似情况在全国各地均有出现)。有别于日常的社区工作节奏，非常时期的社区工作状态，尤其需要“下沉社区”的支援力量能有“沉下心来”的工作作风和战时状态，对需要精细化的社区工作，尽最大可能做实做细。
战疫需要全民参与，对居民而言，“彼此理解，互相体谅”是包括民政部在内反复恳请和呼吁的，而对身处繁杂社区工作中的相关人员，职责所在就更应当尽心尽力、不辱使命。在国家政策层面，则需要从制度上为社区工作者提供充分的保障，正如此番发布会所言，需要“明确在疫情防控期间可对一线社区工作者适当发放工作补助……解决劳动保护政策不足、防护条件不足、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给基层增加负担等问题”，字字句句，都关乎战疫中社区职能发挥的程度、状态。
战疫当前，如果说一线医护是当之无愧的“白衣战士”，社区作为在疫情联防中的“最有效单元”，同样使命重大，容不得丝毫懈怠。疫情让全社会重新发现医护之美，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社区建设的重要性。在战疫中给社区工作者以及时的补贴、帮助和优待，要与制度层面重新发现和加强社区职能、与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形成长远的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