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加速分化且利益格局持续变动，人们的需求、诉求及追求日趋复杂化，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使得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社会治理创新势在必行。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类型，近年来持续发展的青年社会组织正在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本文以爱芬环保推进社区垃圾分类的实践为例，展现其在凝聚居民共识、促成社区“三驾马车”的协同、以志愿示范推动居民参与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如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进一步发挥青年社会组织的功能。
关 键 词
：青年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创新/生活垃圾分类
作者简介
：张虎祥，男，社会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吴凯铭，男，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社会工作部副部长，上海共青团参与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项目组组长，主要研究青年组织与青年工作;宋慧，男，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总干事，主要研究青年社会组织。
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类型，青年社会组织近年来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日益成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组织形式。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社会加速分化，关系结构日趋复杂化，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诉求也日益多样化，社会治理创新的迫切性日益增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海青年社会组织广泛活跃于城市基层社会，在推动基层公共问题解决的过程中日益彰显其活力。在本文中，我们将聚焦当前上海正在推进的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以爱芬环保为例，展现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与方式。
一、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青年社会组织
作为青年参与社会事务的主要载体，青年社会组织往往以青年为主体，基于其所有成员的共同意愿而自发形成，并在自我管理与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凸显其主体性。作为社会组织的重要类型之一，青年社会组织充分展现了青年思想活跃、需求旺盛以及潜力无限等特质，并在参与社会事务及公益服务中彰显其青春风貌。尤其是在当下进入新时代的时代背景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构建，青年社会组织更是责无旁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日趋复杂，使得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势在必行。而在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社会组织发挥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支持市场的发展，协助市场提供社会服务，满足社会需求，从而保障市场的有效发展;提供社会服务，弥补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不足;促进社会创新，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影响公共政策，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等等。[1]具体到青年社会组织，从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特征与特点来看，主要体现为：青年社会组织的参与领域丰富多样;在资金来源上，自筹与外引兼具;参与态度较为积极并日趋火热;活动场所以区县及社区为中心，共青团在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枢纽引领作用。[2]从其参与社会治理的作用来看，主要还是提供社会服务、倡导公共政策以及降低社会风险。[3]但就目前而言，青年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仍然存在动员能力差、资源匮乏、陷入多方监管格局、组织污名化，以及对共青团组织的过度依赖等问题。[4]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要推动青年社会组织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有必要从基层日常生活的现实问题切入，在顺应基层社会运行逻辑的同时加以引导。通过组织介入激活社区内在活力，则是重中之重。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探索青年社会组织介入基层社会、参与社会治理并有效提升其治理绩效的作用方式与路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实践与理论问题。尤其是在进入新时代以来的上海显得更为关键：随着大规模城市建设时代的结束，上海社会建设进入创新探索与绩效优化的发展阶段，社会加速分化，不同社群的需求日趋多样化，市民权利意识增强，新老矛盾交织、利益格局复杂化，这都迫切需要社会治理创新。而基层社会治理“补短板”、精细化的治理思路，也为青年社会组织提供了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青年社会组织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主体性日益凸显。
二、爱芬环保：在推广垃圾分类中成长
作为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容，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性近年来日益凸显。2009年是中国社会的垃圾危机爆发之年，垃圾焚烧发电厂建设项目引致多起群体性事件。[5]此后，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开始进入政府和公众的视野。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列入城乡环境综合整治重要工作，垃圾分类已然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习近平同志在进博会后视察上海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2019年，上海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速。1月，市人大通过《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并于7月1日实施;3月，《关于建立完善本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的实施方案》出台;4月，《上海市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建设行动计划(2018-2020年)》出台，提出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单位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全覆盖，居民区普遍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换言之，上海已经打响垃圾分类“攻坚战”。
在垃圾处理的全流程中，作为前端的最重要环节，垃圾分类直接影响后续垃圾的处理(掩埋、焚烧或再利用)。而能否实现前端分类，则有赖于居民能否形成分类意识与行为习惯。要促成居民意识与行为养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氛围、社会力量参与以及社区自治共治的基层基础。作为生活垃圾治理的源头，社区理所应当成为解决城市垃圾分类问题的场域，而城市垃圾分类问题又是撬动社区善治的重要支点。[6]正是这一领域，成为青年社会组织介入社会治理创新的广阔空间，爱芬环保(简称“爱芬”)就是这一领域内青年社会组织的典型代表。
爱芬环保的前身，是一批有志于环保事业的70后、80后青年组成的群体。他们最初是做“热爱家园”青年社区志愿者，并从环保角度介入垃圾分类，2011年开始在静安区扬波大厦进行垃圾分类试点并由此形成“扬波模式”，受到了媒体关注并为公众与业界所关注和熟知。此后，其于2012年8月正式注册民办非企业机构——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可以说，爱芬环保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城市垃圾分类，足迹遍及静安区、普陀区、闵行区的300多个小区，已分类户数为18.1万户，覆盖超过40万居民(截至2018年底)。以垃圾填埋、焚烧减量计算，经其介入的社区，垃圾减量率在30%—70%之间。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爱芬环保形成了以“三期十法”为核心的“爱芬模式”。在专注社区垃圾分类的同时，2014年爱芬环保还发起了关注户外垃圾的“捡拾中国”(Pick Up China)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专注环保创新的机构——乐芬环保公益促进中心。在十年深耕社区垃圾分类的历程中，爱芬环保在推进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同时也成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积极参与者，并由此实现了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如前所述，社区实现垃圾分类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治理优化的实践过程。正基于此，本研究聚焦爱芬环保介入社区垃圾分类过程中的行动策略及其参与实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青年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方式，以便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提供借鉴。
三、青年社会组织介入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探索
不同于经济发展，社会治理有维持社会秩序和活力、再组织社会、凝聚共识、满足公共服务需求、引导预期的多重目标，[7]由此而论，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也必然要从凝聚共识、协同组织行动以及动员社会参与等方面展开。具体来说，垃圾分类实践能否顺利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意识和行为的养成，即在凝聚共识的基础上，通过社区组织协同以实现社会动员居民参与。可见，垃圾分类与社会治理是一个同步展开的进程，这也是爱芬推动社区垃圾分类的理念所在。[8]从介入实践来看，爱芬正是以环保公共议题凝聚垃圾分类共识、推动社区组织“三驾马车”协同合作并培育志愿者以推动居民参与，从而把握了社会治理创新实践的关键环节。
(一)以公共议题凝聚共识
从目前来看，垃圾分类处理是最环保、最节约成本的一种垃圾处理方式。但从现实来看，我国从2000年开始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十几年间各地政府采取过各种尝试，但垃圾分类制度并没有得到有效推行。其难点不仅在于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识与意识始终处于较低水平，还在于单位或社区缺乏有效的协作机制，相关部门不熟悉垃圾分类规范且运作效率不高。正如爱芬环保顾问郝利琼所指出的，在垃圾分类实践中，以政府、顶层设计者与社会精英构成的上层与普通居民、社区、学校等基层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9]因此，需要依托环保公共议题来凝聚共识，促使居民认同其价值与目标，从而共同参与行动。[10]其中，爱芬环保的作用就在于以这一公共议题来凝聚社区共识，进而形成有利于推动垃圾分类的社会氛围。
爱芬环保始终将宣传和教育作为推进垃圾分类实践的关键环节。与居民日渐熟悉之后，他们发现居民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我们发现其实很多居民都有这方面的意识，跟我们说‘这个事情早就可以开始做了，我们到国外和子女一起住时都要垃圾分类的’。”此后，以环保理念践行垃圾分类的公共议题逐渐凝聚起居民的共识。在爱芬模式的“三期十法”中，所有的步骤都是在做宣传。正如总干事宋慧所言，比如在社区里新建或改建垃圾箱房的同时，居委会就可以以各种方式告诉居民：“修建箱房是要开展垃圾分类了，大家做好准备啊。”又比如在给居民发放调查问卷也是宣传，它在告诉居民：“我们小区要开始垃圾分类了，你知道该怎么做吗?”包括去动员志愿者，给居民发垃圾桶、发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宣传。通过宣传，爱芬为小区建立起针对居民的持续教育项目，聆听个人的反馈并进行持续改善，最终促使居民形成自愿进行垃圾分类的动机。
与此同时，凭借垃圾治理这样一个公共议题，爱芬建构了一种新颖的培训交流方式，使之前相互不熟识的居民聚集起来，共同商议小区的垃圾分类对策，通过相互协作促进信任。如在垃圾分类实践中，一开始只是分成干、湿两类，后来很多居民在换季时希望处理废衣服，爱芬就引进了专门回收旧衣物的厢房;还有很多老年人希望处理过期药品，爱芬就引入了专门回收过期药品的专业合作机构;在居民咨询如何处置五花八门的废弃物的过程中，垃圾分类也渐渐从两分类变成了十一分类，垃圾厢房也相应进行了改造，让居民看得更直观，也更愿意分类。正是在这种持续的互动过程中，爱芬将居民的环保意识有效地激发出来，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从而进一步提升了他们针对公共议题的社会参与治理能力。[11]
从实践来看，针对垃圾分类长链条、全新系统、多部门合作的特点，爱芬在提供专业服务的基础上弥补了政府在垃圾分类领域社区教育及培训方面的不足，确保垃圾分类各个环节紧密结合，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多部门合作。尤其是在推进垃圾分类之初，爱芬以环保理念推动垃圾分类的共识凝聚，并在居民的持续活动中不断深化这种共意建构，为社区组织的协同运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
(二)使“三驾马车”协同运转
垃圾分类管理最艰难的一步在社区层面，这个介于家庭与城市之间的社会区域，成为真正实现垃圾分类的场所。在爱芬的一套以促进个人参与垃圾分类为目的的管理机制中，促使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基层社区的“三驾马车”[12]形成合力则成为必要的前提。在实践中，爱芬始终将促成居委会、业委会以及物业公司之间的协作作为重要的着眼点，并成为推动“三驾马车”各司其职、充分互动、形成合力的重要力量。
从目前来看，作为小区治理结构的“三驾马车”，其运作很难达到运转自如、相互协同的状态，这也成为上海社区治理实践中的焦点难题。尤其是在“陌生人社会”的商品房小区，“三驾马车”的协同运作始终存在问题。在2015年推进垃圾分类之前的商品房小区和馨苑，就呈现出小区“三驾马车”各行其是的状况——看似各司其职，实际上“自顾自，没事别来麻烦我”。业委会自聘物业公司、自行管理;居民对物业公司的工作并不满意并积累了许多怨气怨言，业委会主任也无动于衷;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也较为疏远，一些任务和资源有时还要看业委会的“眼色”。可见，作为“陌生人”社会的商品房小区，缺乏推动小区治理有效运转的内在动力。而爱芬的进入则为激发其内在活力提供了可能。
按照街道布置，爱芬环保于2015年8月进入和馨苑，协助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在居委会的支持下，爱芬上门调研并对居委会干部、楼组长以及居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了培训，然后根据居民投放垃圾的习惯对垃圾桶进行了布点。此后，在居民区沈书记的推动下，志愿者招募、值班以及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居委干部动员楼组长参与，并借助其社会网络，通过上门动员初步形成了40余人的志愿者队伍，由爱芬进行专业培训，然后在垃圾桶值守并指导居民投放或上门指导。爱芬的专业精神与志愿者尽职尽责的热情，打动了原先“冷眼旁观”的业委会主任，不仅让他太太出来做志愿者，并且积极参与到垃圾分类的宣传中来，还主动为志愿者提供茶杯和专用活动场所。通过爱芬的专业指导与党支部、居委会、业委会的持续推动，物业公司也逐渐改变了怠惰的态度，开始配合垃圾分类的工作，“三驾马车”的协同运作初具雏形。在此基础上，爱芬推动居委会、物业公司、业委会共同协作，在共同讨论的基础上组成了垃圾分类工作小组，由工作小组具体部署社区垃圾分类工作。围绕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社区“三驾马车”的关系进一步密切，由原先的各行其是转变为相互协作，在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协同效应日益显现。
如前所述，小区治理一直都是社会治理中的焦点难点，而现有的解决思路更多还是从关系格局上着手，如“三驾马车”合署办公或是党建引领“三驾马车”共进。然而，真正的协同运作是在解决现实问题的社区实践中实现的。在推动“三驾马车”运转起来的过程中，爱芬环保围绕“垃圾分类”的现实问题，全程扮演提供培训和业务指导的角色，通过其专业化的培训与环保意识的激发，以外部介入成功激活了社区组织的内在联系，并由此推动了社区自治的有效运转。
(三)以志愿示范带动居民参与
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共事务治理议题，垃圾分类管理的实质问题在于“社会参与”。多数人自愿参与且形成长期习惯，并由此内化为个人的文明素质，才能够形成垃圾分类的坚实社会基础。正是从这一角度看，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实践能够增进小区的社会资本。在爱芬环保的实践中，以志愿者示范形成辐射效应，推动大多数居民的积极参与，正是垃圾分类有效实现的关键所在。
爱芬环保在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与培训，让社区志愿者承担起社区的宣传和监督工作。“他们(爱芬环保的成员)在垃圾桶旁蹲点，统计每个时段投放的人数、用磅秤称具体的减量数量……教会我们的志愿者很多方法。”在垃圾分类工作之初，居民区党支部和居委会干部先从小区党员和楼组长中招募垃圾分类志愿者，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动员居民参与，同时通过志愿者值班示范吸引了一批居民加入志愿者队伍，志愿者中的“母子档”“夫妻档”与“妯娌档”等不断涌现。同时，运用现代通讯手段建立专门的志愿者微信群，实现了志愿者之间的便捷沟通与联系，大家共享值班或参与相关活动的照片和信息，并利用志愿者微信群以拓展志愿者队伍，从而在提升志愿者凝聚力的同时也不断建构社区内的“强关系”结构。正是通过这种线上线下的双重网络拓展，使得志愿者的队伍在扩展的同时，其执行力和影响力也持续提升。
在此基础上，一大批以垃圾分类为宗旨的志愿团队应运而生，如以宣传和回收有害垃圾的“绿骑士”、以环保课堂和活动培养出的“绿小子”和以阳台种植为主题的“绿主妇”等。以这些志愿者团队为种子，垃圾分类的示范效应日益显现。虽然有“绿色账户”积分兑换奖励等激励举措，但居民动力不足、参与率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爱芬环保在开展垃圾分类的每个环节都使用了参与式工作方法，比如采用“开放空间”“社区茶馆”“参与式会议技术”“团队共创”等方法来激发居民和志愿者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和积极性。爱芬所采用的方法还有：通过“大手牵小手”亲子活动，让小区中的小朋友去发放垃圾分类宣传册，通过小朋友的力量去感召大人;与回民中学、市北职高的社会实践相结合，为青少年开阔视野;进行“流动红旗”大评比，特制评分表，让垃圾分类行为可视化，激励每一户居民积极参与。[13]这种社会化的拓展既为垃圾分类的长效化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更为关键的是为社会治理提供了社区内生的动力来源。
从总体上看，爱芬环保在社区垃圾分类的实践，实现了社区自治、居民参与以及环保价值的有机统一，并在此过程中培育和塑造了社区的志愿和公共精神。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青年社会组织实现了对社会治理创新的有效介入。
四、思考与启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路径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利益格局加速分化，不同社群的利益诉求也更加具有变动性和多样性，加之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所带来的个体自主性的增强，使得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化，社会矛盾及冲突也日趋多样化、常态化，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这意味着社会治理创新必然要借助多元主体的力量，其方式路径也应更加具有弹性和灵活性。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大有可为。如前文所述，爱芬环保在推动社区垃圾分类的实践中，致力于推进“参与式治理”与公共性建构，为今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创新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青年社会组织要成为联系居民日常生活与公共问题的中介，以公共议题凝聚共识。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领域，同时又由于人群的集聚而产生某种公共性，由此社区治理也就意味着“公”“私”关系的平衡与协调。[14]而青年社会组织的介入，可以形成连接日常生活与公共议题的组织化机制。正如前文所展现的，垃圾产生于居民日常生活，而垃圾分类处理则关乎社区生活环境，并由此必然成为公共议题，而对这一公共性问题的最佳处理方式，还是有赖于社区志愿者与居民的参与，而社会组织可以发挥其专业化、社会化与凝聚力强、互助互惠等特征，通过与居民的互动，将社区公共议题转化为共识，从而激活了社区内在社会活力，促进了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与再生产。
其次，青年社会组织要发挥其专业化与社会化优势，推动社区组织协同。青年社会组织往往专注于某方面的实用技能与相应的功能领域，能够为社区日常运作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同时，青年社会组织和青年更接近，对社区需求和社区资源较为熟悉，尤其是在应对居民多样化需求和社区公共事务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青年社会组织不仅要提供多元化、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通过为居民排忧解难、维护权益等来参与治理实践;同时还要能够介入社区治理多主体之间的关系结构，主动处理和化解社区服务与治理实践中的矛盾，尤其是促进原有社区组织的关系协调与协同合作，以外力介入激活社区内在活力，从而在优化社区治理结构的同时提升治理实践的有效性。
第三，青年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实践中要善于引导和培养社区骨干，并以此来推动社区动员与参与。当前社区治理“失灵困境”现象之所以存在，还在于社区内社会资本的缺失与分布不均。[15]正如在垃圾分类中，爱芬环保所推动的工作，不仅仅是帮助社区管理层提升能力，同时也在促进社区管理的持续改变。通过持续地为居民提供有效的知识、信息，答疑解惑，让居民感受到社区氛围的正向变化，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培训、教育和监督、评估，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社区居民的公民素质提升以及自身成长。通过一系列专业的方法挖掘和培养社区骨干，帮助他们掌握专业化的社会动员与工作开展的方法，使得源于社区自身的力量在社区治理中广泛发挥作用。
注释：
①[作者简介]张虎祥，男，社会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吴凯铭，男，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社会工作部副部长，上海共青团参与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项目组组长，主要研究青年组织与青年工作;宋慧，男，上海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总干事，主要研究青年社会组织。
参考文献：
[1]康晓光等.第三部门观察报告[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童潇.青年社会组织参与城市社会治理：演进、特征与推进路径[J].中国青年研究，2015(8).
[3]共青团浙江省委课题组.发挥青年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青少年研究与实践，2016(1).
[4]谢素军、李文彬.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基层探索——以广州市为例[J].岭南学刊，2017(4).
[5]杨长江.2009：垃圾危机走到十字路口[A].杨东平主编，中国环境发展报告(2010)[R].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6]刘建军、李小雨.城市的风度：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与社区善治——以上海市爱建居民区为例[J].河南社会科学，2019(1).
[7]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国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组.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难点、热点问题与应对思路[J].发展研究，2018(4).
[8]宋慧.我们怎么用垃圾分类改变273个小区?[OL]“乐仁乐助”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ToR517OWk3ylQ97pS3vndQ.2018-07-05.
[9]郝利琼.社会组织在垃圾分类中的桥梁和中介作用[Z].上海市政协生活垃圾分类专题研讨会，2017-05.
[10]谢静.公益传播中的共意动员与联盟建构——民间组织的合作领域生产[J].开放时代，2012(12).
[11]上海静安区爱芬环保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四大元素构建可持续的垃圾分类模式[R].2017-02.
[12]李友梅.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3(3).
[13]郝利琼.护馨使者：从垃圾分类到社区自治[N].公益时报，2017-02-07.
[14]陈幽泓.社区治理视阈下的“公”“私”之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