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院长谢德体算了一笔账,去年某地农民种一亩水稻成本约1000元,其中种子、农药、化肥等物资200元左右,从种到收需要的人工费约800元。按亩产稻谷500公斤、每公斤2.7元计算,收入1350元。国家发放每亩15元的良种补贴和98.8元的农资综合补贴。以此计算,种植水稻每亩的纯收入为463.8元,如遇自然灾害,则入不敷出。
万建民回江苏农村老家过年时发现,从正月初六开始,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年轻人了”。谢德体以重庆市潼南县柏梓镇文明乡为例说,文明乡8村8组耕地约400亩,撂荒约100亩,1村2组耕地100多亩,撂荒近30亩。最近几年,耕地撂荒存在量大面广、持续时间长、面积不断增加的情况,应该引起重视。他建议政府对全国撂荒的耕地进行全面普查,根据普查结果采取措施,使本已有限的耕地资源得以充分利用。
一方面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不高,一方面对粮食的需求连年增长。目前,我国玉米、水稻、小麦全部都是净进口。这让代表委员们越来越关注粮食安全问题。
长期关注农村土地问题的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主张用政策来保证农民种粮收益不低于从事其他产业和职业所获得的收入。他建议对所有被占用的耕地,征收耕地占用税,由此形成耕地保护基金,将基金收益按比例补贴给承担了耕地保护任务的地区和农民。
他还建议国家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建立国家公共财政对农业投资稳定增长的机制,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使主产区的大县、大市、大省的财政收入和水平逐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对河南、黑龙江、吉林、江西等产粮大省和700个产粮大县,在农业补贴方面予以特殊倾斜。同时,完善与农资价格挂钩联动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增强农民对农资价格上涨的承受力。
来自产粮大省的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龚立群提出,应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调动地方政府保护耕地、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他的主张包括,按粮食产能占全国的比重,分配农业基本建设项目资金,调动粮食主产区的生产积极性。按照粮食产量、商品量和人均占有量,增加产粮大县一般性转移支付和奖励补助资金,逐步使产粮大县人均财力达到全国县级平均水平,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形成的“农业大县、粮食大县、财政穷县”的局面。同时探索建立粮食外调奖励基金,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由国家和粮食调入区对粮食调出区给予补偿。
而万建民认为,解决粮食安全隐患,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但要从政策上提高粮价,又会推动物价的上涨,影响社会的稳定。要想提高产量,就要依靠科技进步。我国科技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是53.5%,与发达国家的75%相比,还有很大空间。
他指出,我国18亿亩耕地里,三分之二是旱涝、盐碱等中低产地,要提高中低产地的产量,必须要依靠科技的力量。
2012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组成了一个“创新农业科技体制机制,促进农业持续稳定发展”专题组,先后赴四川、广西、云南、安徽4省区调研,指出了农业科技体制机制存在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运转效率不高、推广体系建设滞后、投入机制不完善、立项和评价体系不合理。
他们在调研报告中建议,强化农业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顶层设计,建立农业科技管理的宏观协调和会商机制,由农业、科技、教育、财政、商务等部门共同参与。完善农业科技经费投入及管理制度,引导企业或民间资本投入应用和开发研究,扶持一批创新型企业。推进推广体系建设,加大对使用新技术的扶持和补贴,引导科研院校、龙头企业参与推广服务,建立产业发展导向的科研立项机制。
2012年,九三学社中央向全国政协提交的关于推进农业流通体制改革的提案指出,许多看似生产的问题,实际是流通不畅、信息不通的结果。他们建议“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农产品流通问题”。
这份提案指出,目前我国农产品的大宗物流一般经过生产者-产地市场-运销批发商-销地市场-零售商-消费者的环节,未经加工的鲜销农产品占绝大部分,缺乏必要的冷链物流设备,农产品损耗巨大。据估算,我国每年粮食流通损耗2550万吨,损耗率高达15%,比粮食主产区江西省2011年的粮食产量还要多。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府口岸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济光建议,全国人大出台《粮食安全和战略储备管理法》。他还建议,将每年10月16日的“世界粮食日”设立为“饥饿体验日”,倡导公民自愿参加24小时饥饿体验活动,以更好地警示世人“丰年不忘荒年,增产不忘节约,消费不能浪费,广积粮备战荒”,改变全社会的粮食浪费习惯,增强粮食安全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