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比摔童更恶劣的是有案不立

　　对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严重罪案，居然久拖不立，且欲以内部处分来蒙混过关，这背后的渎职留给公众心理的强大冲击，并不亚于摔童。

　　“林州摔童案”近日引发舆论持续热议。8月17日晚，犯罪嫌疑人郭增喜已被林州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依法刑拘。18日，安阳市委、市政府又责成当地纪委和政法部门抽调人员组成调查组，进驻林州市开展调查取证工作。调查组人士表示，他们将对“摔婴”警察背后的相关责任人进行责任追究，并及时向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从现有的信息来看，对郭增喜立案调查并刑拘可谓回归法治的起点。但这种为舆论所倒逼的依法查处又令人心怀忧虑：如果没有当地官员的震怒，如果没有媒体的监督，如果没有众多网民的围观，这样一起骇人听闻的“摔童案”会否就在象征性地“罚酒三杯”之后不了了之？

　　倒逼而来的依法查处不是法治的常态。舆论能够倒逼成功，包含了众多偶然因素。这种“偶然的正义”显然无法满足民众对司法的期盼。“林州摔童案”也由此引申出另一种焦虑：该如何避免发生在司法领域的枉法与渎职？

　　渎职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当地警方对记者的追访极尽躲避之能事，但有关此案的那份“内部通报”已然证明了警方的知情。不管嫌疑人郭增喜当时是在何种情形之下，有了摔童的行为，他都脱不了刑事追究的干系。对在公共场合发生的严重罪案，居然久拖不立，且欲以内部处分来蒙混过关，这背后的渎职留给公众心理的强大冲击，并不亚于摔童。

　　从性质上说，摔童可归入个人恶行，渎职却俨然是一种司法生态。要回应社会关切，除了对“林州摔童案”要回归法治、依法查处之外，对于当地司法机关所表现出来的极不正常的包庇与渎职行为，也应纳入法治轨道。安阳组建调查组，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更关键的还在于，安阳市检察院甚至更高层级的检察机关理当介入，并展开独立调查。本来检察机关被设计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监督公安。对于公安有案不立的，刑事诉讼法还赋予了检察机关以“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等权限。若认为公安机关说明的不立案理由不成立的，还应“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

　　但正是这些密织的法网，在“林州摔童案”中仿若成了“牛栏关猫”，徒具文本价值。要改变这一现状，有必要提升介入调查的检察机关级别，以排除在林州当地可能产生的种种不当干扰。如果有渎职罪案发生却迟迟不立案，甚至长时间视而不见、有意忽略，这又将构成新的渎职。看来，法治的实现还离不开舆论的倒逼，尽管这并不正常，但“偶然的正义”也好过“无正义”。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云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