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省鹿邑县法院,武文英涉嫌故意杀人被审。去年2月,她把农药瓶递给脑瘫双胞胎儿子,致二子死亡,那一年他们刚好20岁。20年来,武文英因对两个患病儿子的不辍照料,屡受当地媒体报道。她对媒体说,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照顾他们一天。但这承诺只坚持了1个多月,在一种莫名情绪的驱使下,她决定让孩子死去。
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有600万脑瘫患者,每1000个新生儿中就有两个脑瘫患儿。武文英家的双胞胎,正好就是那不幸的千分之二。而这,也连接着武文英的厄运:长期的贫穷与无助让她陷入绝望,甚至包括其残疾儿子——喝农药自杀,可能正是她的儿子主动要求的。
法律当然要对一个毒杀儿子的母亲做出公正的判决,但是,这不仅仅是武文英一个人的责任,也是一个社会救助体系失灵的悲剧。
从报道可以看到,武文英家庭非常困难,但却很少得到社会救助体系的眷顾。他们曾找过村大队,可没人管。三年前,河南省计划为贫困脑瘫儿童实施康复训练,双胞胎兄弟俩当时在救助范围之列,但他们俩的信息,不在当地残联的残疾人系统中。
现在,无论是从国家还是到地方,对残疾人群体都有一定的保障和救助,但是,相关机制面对武文英这样的家庭,往往出现失灵。他们本身没有知识、文化,不知道有什么救济渠道,而相关社会救助机制又毛细血管不发达,深入不到乡村。以至于,这个家庭能享受到的公共救济,只有每月共60元的低保,这可谓杯水车薪。
像武文英这样的家庭,理应得到更加充分的救助。从家庭经济到看护脑瘫双胞胎,都应该得到公益组织的帮助。如果有医疗和康复计划,那就更好了。以现在的救助机制能力,这并非不能办到,但对武文英一家来说,却又遥不可及。
从这个悲剧事件,我们需要看到社会救助体系的不足。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我们往往能为一些被舆论关注的个案提供救济,更普惠性,深入到社会所有末端的救助,仍然存在严重的能力缺陷。
对此,不仅政府要承担起责任,积极改进目前的救助体制,消除救助盲区,提高救助效率。同时,也应让各类公益组织充分发育,为它们提供资金、政策等各种支持,弥补政府空白。如此,才不会让母亲毒杀亲儿的悲剧再次发生。如今的中国不缺钱,也不缺爱心,缺的是救助的政策支持和效率,缺的是公益、慈善等社会救济事业的发达。社会救济有力,人们就不会感到无力。
□新京报评论员 于德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