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婴岛生存困境亟需多重救助机制

　　有关婴儿安全岛(以下简称“弃婴岛”)的讨论热潮，因为浙江省首个弃婴岛试点转型升级的新闻，再度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自2011年河北省设立首个婴儿安全岛以来，截至2014年6月，全国各地已经有河北、天津、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广东、贵州、陕西等16个省区市建立了32个“婴儿安全岛”试点，共接收弃婴1400名。其中，广州首个弃婴岛设立于2014年1月28日，但在运行48天之后，广州市社会福利部门暂停了正在试点中的“婴儿安全岛”。据统计，广州弃婴岛共接收了超过100名弃婴，其中99%属于残疾婴童。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弃婴岛的超负荷运转乃至关闭，是一种可预见的结果。个中原因，在诸多的讨论中已有呈现：首先，庞大的人口基数必然存在一定比例的弃婴数量，目前16个试点所供给的收养规模，很难满足社会客观存在的需求；其次，相关的社会救助、保障滞后，必然会涌现相当数量的弃婴。最后，即便有了一些救助，弃婴的文化传统和父母与社会救助方的信息不对称，都会导致一定比例的弃婴数量。

　　然而，明知现有的弃婴岛试点规模难以承受弃婴之重，是否该放弃呢？从操作的角度看，成本上的困境显而易见，这里不仅仅是资金的问题，更包括看护人员的精力、数量和规模，都很难在弃婴井喷的时候得到满足。但是，弃婴岛必须坚持下去，不但要坚持下去，还要力争扩大试点。毕竟，试点过少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如果不能扩大范围，那么问题的全部就无法展现。

　　再者，尽管目前设立弃婴岛的方式在客观上有鼓励弃婴之嫌，但作为一种社会良心的体现，弃婴岛需要存在。从弃婴岛的设立表明，我们的社会还有最后的伦理底线。这一条底线非常重要，它可能暗藏着一种人性的希望。

　　当然，支持设立弃婴岛基于的是一个系统性的考虑。在支持之前，对于婚检必要性的讨论有必要再次摆上桌面。从强制婚检到自愿婚检，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第三种模式？如果能够在婚检上实现突破，残疾婴童的比例将会大大下降，弃婴的出现规模也会随之下降。而假如孩子已经诞生，在每一对父母丢弃自己的孩子之前，则必须经历多种救助或规范机制。例如大病救助，可以消除许多父母医疗成本过高的担忧；相关社会组织介入的心理建设，可以帮助父母和残疾孩子重塑关系，实现关系的正常化；此外，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对弃婴行为本身进行审查，防止有抚养能力的父母恶意弃婴。

　　一个婴儿从生下到被丢弃，决不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政府与社会必须协同介入，设置多种保障，将孩子尽可能留在父母身边。毫无疑问，父母是婴儿最好的“安全岛”，让父母放弃弃婴的想法，即消除弃婴的土壤，这是比设立弃婴岛更为根本的办法。

　　在浙江衢州，所谓对弃婴岛的转型和升级，实际上就是对接收弃婴进行限制，将只接收孤儿和本地弃婴。这里涉及到财政支持范围的问题。广州弃婴岛的关闭亦与此有关联，按照统计，有近一半的弃婴并非广州籍，属于外地专程过来丢弃的结果。就此而言，废除试点，而是进行全国无差别的推广，就显得更为紧迫。否则，试点本身无法构成解决途径，并且掩盖了问题的全部，只展露出问题的冰山一角。

　　弃婴的天然存在，要求文明社会必须建立救助机制。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良心底线。所以，对设立弃婴岛的支持不容置疑。但正如许多反对者所指出的，如果不下大力气解决婚检、社会保障、多渠道救助等等事宜，设立弃婴岛在客观上确有助长弃婴之嫌。或许，这样一个系统性的社会困境，恰恰是今天中国社会艰难运转的典型表现，我们只有携手共同克服它，才能迈向真正的现代文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