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书盟：跨越“最后一公里”

童书盟：彩虹公益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

　　去到现场

　　17年前，童书盟以央视财经记者身份在宁夏采访，偶然听当地人说起附近贫困地区的生活状况，一行人疑惑了：全家老小就一床被子？应该不会到这种地步吧？

　　几个人开上越野车直奔那个地方。真实的情况比听到的更加不可思议，一间空荡荡的屋子，一床黑乎乎的被子，几乎就是他们的生活。

　　那是2000年时的西海固，贫瘠的黄土地之上是终年的风沙与干旱，1972年这里就被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童书盟震惊了，“我们小时候家里也不富裕，见过穷的，但没见过那么穷的，太震撼了，让人不得不重新去想，我们能够帮他们点什么？”

　　一户姓王的人家有三个男孩同时考上了大学，然而家里只能让考得最好的弟弟一人去上大学。即便这样，学费仍然让这个家庭难以承受。两个哥哥为此准备外出打工给弟弟赚学费。

　　童书盟找到这户人家，告诉他们，三个孩子都去上大学，学费和生活费由她和几个同事来帮忙凑。这件事不久被传播开来，在更多人的支持下，三兄弟最终都上了学。

　　中国政法大学开学那天，童书盟到北京昌平看望了三兄弟中最小的男孩。男孩还是一样的瘦，皮肤黝黑了很多，童书盟脱口而出：“你怎么晒得这么黑？上次见你还不是这样。”男孩说，他利用暑假去打工，挣了点钱。童书盟给了他一些钱，叮嘱他要好好学习，不要忙着赚钱。

　　童书盟每学期会去看这个孩子一次。到了第三年，男孩说什么也不再要童书盟的钱了，“童老师，我假期的时候去做了家庭教师，加上学校还给我减免了一部分学费，已经足够了。”

　　至今，童书盟和王家三兄弟仍保持着联系，一路看着这三个自立自强的孩子成长为优秀人才。有时候，童书盟会想，是什么让她当时去到那片贫瘠的黄土地，并义无反顾地决定帮助王家三兄弟？

　　生长于齐鲁大地的童书盟时时记得，一到冬天，沿街乞讨者就多了起来，母亲总会待客一般把他们请入家门，让自家孩子快些吃完饭下桌，把两合面馒头热好端上桌请他们吃，并给他们带上一些在屋外冻好的干粮。

　　父亲经常跟童书盟和她的哥哥讲，遇上了，看到了，没能力帮也就罢了，能帮的话为什么不帮一下呢，又不会少一块肉。

　　这些话时常徘徊在童书盟耳边。她不仅要帮，只要条件允许，帮之前她还坚持要去到现场，“他们内心一些细微、不易被外人察觉的需求，都是我跟他们零距离接触的过程中传递给我的。”

　　2001年到2006年，童书盟每年都会去云南支教一段日子。在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插甸乡的希望小学，除了给孩子们带去音乐和美术启蒙，童书盟更关注的是学校最缺什么。她自掏腰包给学校买了音响设备、给学生们买校服，最让她自豪的是，她建立和维护的小小图书角，非常受孩子们和家长的欢迎。

　　每次去学校，童书盟都会带上自己选购的一批书，教孩子们大声朗读给爸爸妈妈听。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她觉得，那是乡村的希望之音。

　　2008年5月，汶川震后第三天，童书盟去到了什邡、绵竹一带，面对那么多成为废墟的学校，她的第一反应是重建一所学校。但当地教育部门建议，建立一所学校的预算都在千万级以上，希望她能够去做一些政府和大企业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经过再次考察，童书盟意识到，安抚和开导幸存者的工作尽管短期可能看不到效果，但从长期看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很快，她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设立了彩虹公益基金，并与几个创始人一起发起灾后心理援助项目“5·12心灵守望计划”。此后，彩虹公益基金逐渐开展了面向困境儿童的“女生宿舍”“彩虹合唱团”等公益项目。

　　在运作项目的过程中，童书盟一直在思考，希望能够建立一种系统化、可复制、可持续的公益网络，源源不断地、精准地将各类资源输送到需要的人那里。

　　2017年5月，童书盟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下简称“UNICEF”）的“儿童守护使者”，承诺为UNICEF的千名乡村儿童福利主任项目贡献一份力量。UNICEF长期以来和中国政府合作，支持中国的儿童福利和保护体系建设，这一点很吸引童书盟。

　　不过，如同以往，在正式成为UNICEF“儿童守护使者”之前，童书盟坚持亲自去实地了解这个项目。

　　儿童守护使者

　　2017年4月下旬，童书盟和UNICEF的工作人员一同去到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的中国儿童福利项目示范区。德宏州位于中缅边境，紧临着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基地之一金三角；同时，德宏也是中国最早发现艾滋病感染者的地方。毒品问题与艾滋病互相缠绕生长，让陇川县面临的困境除了一般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都会出现的 “乡村病”以外，更多了一些历史与地理滋生的复杂性。

　　相比十多年前在云南乡村支教时所看到的，童书盟发现如今农村的基础设施大有改善，水泥公路笔直平整，村民住房整齐漂亮，甚至手机连接的都是4G网络信号。不同的是，十多年前的晚上，村民们在星空下点着篝火一同吃饭时，每个孩子都在自己母亲的怀里，而此次童书盟一行人走访了几个村子的七个留守儿童家庭，却未曾见到一位常年在家的父亲或母亲。

　　据民政部2016年精准摸排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数量为902万人，其中89.3%由（外）祖父母监护。而祖父母辈的精力、观念、见识注定无法完全胜任养育孩子的重任，特别是当一个家庭有多个孩子时。

　　走访一户人家时，童书盟看到院子里几个工人正在忙活着施工盖房。在陇川，国家与县里的精准扶贫计划负担了村民盖房费用的大部分，每户人家只需出上不多的钱，就能住进一套漂亮的新房子。然而，这个家里大多时候只有一位老人在，其儿子、女儿、女婿都在外面打工，三个孙子孙女最大的14岁，最小的8岁，平时住校，周末被接回家，全靠老人一人照顾。有了国家的帮扶与子女在外打工寄回的钱，物质上倒是不匮乏了，但是一位不识字的老人在种地的同时要照顾好三个孩子，还是很力不从心。

　　好在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在这里开展后，村里多了一位对儿童政策和工作方法“全知全能”的“儿童福利主任”小莲。小莲了解这家的情况，会定期来家里看看老人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孩子们的老师有什么事情需要沟通，有时也会找到小莲去聊；如果国家有关困境儿童的福利政策新近出台，小莲会及时将福音送到家里，并帮助他们去申请。

　　小莲曾带着村里一个父亲去世后无人照料的女孩，千里迢迢找到她已经改嫁并患了重病的母亲，拿到了相关证明，为女孩申请到了民政局按月发放的生活费补助金。

　　在每个村子里设立一位“儿童福利主任”，是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中最重要的一个设置。这些人大多是村子里热爱儿童工作、受教育程度高、会表达并且容易沟通的“能人”，他们关注村里每一户家庭的每一名儿童，一方面负责对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儿童照顾和发展方面的科学指导，另一方面也对特殊困难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支持，并协助申请各项救助。

　　在另外一个村子的一户人家，一个看上去只有五岁左右的小男孩正在跟两只小狗崽玩耍。经男孩的爷爷与儿童福利主任燕花介绍，童书盟才知道，面前这个看起来很开心也很羞涩的男孩原来已经九岁了。他曾经患有先天性脊椎弯曲，只能像一些老人一样弓着腰。现在，做过两次手术后，男孩已经完全康复，只剩背部一条长长的伤疤仍有些触目惊心。爷爷一直靠种植经济作物补贴家用，后来在燕花的“牵线”下靠国家医保、社会捐赠填上了先天性脊椎病这个“无底洞”，爷孙俩很满意如今的生活。

　　儿童福利体系是一个巨大的网络，儿童福利主任相当于这个网络的末梢，连接着一个村子中需要帮助的困境儿童。2014年，UNICEF将“在村中设立儿童福利主任”的做法评选为“年度创新方法”，并将项目经验向全球推广。

　　中国儿童福利示范项目通过在村中设立儿童福利主任，跨越“最后一公里”，将国家政策落实到每位儿童。童书盟一直以来秉持的“亲临现场”公益观，也强调直达“最后一公里”。 在童书盟看来，困境儿童的概念已经远远不只是贫困儿童了，他们面临的问题更复杂、更难解决，“我们能给到的东西又是那么有限，所以我们要了解他们内心渴望的是什么，就要到他们中间去看。”

　　除了走访留守儿童家庭，童书盟还与陇川县的几个村儿童福利主任进行了会谈。广帕村的儿童福利主任正传是一位八零后的小伙子，谈起工作来很自豪：“童老师，我现在成了明星啦。我能讲，我到哪儿去一讲，好多人就背着孩子过来听，小孩子也都很喜欢我。”因为工作能力有目共睹，正传后来当选了村长，他直呼“累死了”：“因为做了儿童福利主任，我了解每个家庭，所以村长这个工作我也能胜任。不过我希望把这段时间做完之后，我就不做村长了，我还要继续做我的儿童福利主任。”

　　童书盟听得直乐，问他，还有什么需求吗？正传说，针对儿童福利主任的培训需要继续下去，“我现在这点东西已经不够用了。另外，如果能建个大一点的儿童之家，再配个投影仪，就更好了，就有地方能为更多人讲课和搞活动了。”

　　童书盟不是一个轻诺的人，她“遇上”之后“帮一下”的王家三兄弟、插甸乡的希望小学、需要心理援助的灾区……“我无一例外没有扔掉”。如今，在彩虹公益基金会创始人、东方百达投资公司董事长、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会长等诸多身份之外，童书盟又多了一份叫做“儿童守护使者”的责任。

　　（文中王家三兄弟、小莲、燕花、正传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