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责任：关注“草根焦虑”

　　2011年中国苹果iPhone用户调查报告指出：70.5%的用户年龄在18-30岁之间，55.6%的用户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54.1%的用户居住在二线以上城市。苹果新奇的触摸屏体验，WIFI环境下的各种便捷应用，宣告了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如果说80年代时尚的标志是可口可乐，今天无疑是“苹果”。武汉两万多名大学生贷款上亿元，用于购买苹果等电子新品。甚至出现过中学生卖肾买“苹果”的极端个案。

　　中国加入WTO已有12年，在非歧视待遇原则、公平竞争原则、透明度原则的光照下，消费者有权追问“苹果”是否穷尽与国际接轨的法定职责，走向法律的维权。4月1日晚，在苹果中国官网上出现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致中国消费者的致歉信，宣布将iPhone4和iPhone4S服务包升级为全部采用新部件的设备更换，自更换之日起重新计算1年保修期；还清晰地承诺，为中国Mac电脑的主板和其他主要部件，为iPad主要部件提供两年保修期。这是中国民意的胜利。

　　苹果用户可通过应用商店AppStore下载数字内容，在促进文化共享和版权保护、“民族文化安全”之间，也需权衡利弊，张弛有度。

　　希望通过这场讨论，带动中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凯迪网友“一口一丁”快人快语：削减“苹果”的牛气，说到底就是要减少对它的依赖感。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过硬的产品质量，服务做好点，技术不够好，嘴巴放甜点。别技不如人，还牛哄哄，这样(消费者)能买你的产品吗？也让自己牛起来才是正道！

　　另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媒体的角色。当中国的iPhone销售增幅达三位数、销售点1.7万个时，如果本土媒体漠不关心，反倒是不正常现象。美国国会某些人和某些企业不是试图把中国的中兴、华为逐出美国市场吗？美国媒体不也曾经连篇累牍地质疑中国玩具的安全性吗？美国人不是曾经以检查莫须有的“化学武器原料”为由，在公海上粗暴拦截中国“银河号”货轮吗？追问苹果手机换后盖的声音再密集，毕竟没有超出WTO法则下的消费者维权范畴。

　　作为外国企业，对此不必作出过于政治化的解读。但作为本国民众，却可以对本国媒体有更多的要求。毕竟，有资格享用和期盼“苹果”的，只是一小部分人群；更多中国人关注的是空气、饮用水、奶粉、五谷杂粮、药品、饮料、白酒这样一些日常生活起居的消费质量。有网友自嘲：“你买苹果四代，我买四袋苹果。”“有人通宵排队受冻，为的是一个叫iPhone4s的玩意儿，还微博直播；更多的人通宵排队受冻，为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泪自流，这就是中国。”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苹果”更接近“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高级层次，而后者属于“生理上的需求”和“安全上的需求”低级层次。而且，百姓发声的分贝，远不如有能力实现高级层次需求的精英人群。新闻媒体作为公共利益的守望者，更需要打捞底层民众“沉没的声音”，保障社会各阶层均衡的利益表达。“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也承认，4个月大的孙儿吃香港奶粉，自己也是香港“限奶令”的受害者。那些压根没指望吃上香港奶粉的内地民众，更值得我们心疼和代言。国家质检总局称：内地奶粉合格率99%。央视主持人、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直言：我哪知道1%在哪里呀？

　　在一些人的思维定势中，抨击“苹果”政治方向正确；而关注奶粉、地沟油、电信收费、油品质量、黄浦江漂浮死猪等问题，则可能触犯“利益固化的藩篱”(习近平总书记深圳考察语)。

　　网友曹豫从另一个角度设想：如果媒体把与苹果较劲的热情，同样用到整治奶粉、地沟油、水污染、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上，该有多好？二者孰轻孰重，不言自明。不喜欢苹果产品及其服务，可以选择不买；但人们吃的喝的呼吸的，可以拒绝吗？

　　媒体报道消费品质量时，还需警惕商业利益的困扰。今年“3·15晚会”上，竟然出现了某个备受争议的乳制品广告，刺痛了观众的眼球；而微博名人针对“苹果”“大概八点二十发”的悬疑，尚未得到合理解释。媒体戒慎恐惧，均衡而公正地审视社会问题、企业问题，才会有足够的公信力。

　　2011年，央视曾曝光，国家发改委正在对中国电信、中国联通进行反垄断调查，受到工信部旗下《人民邮电报》头版头条的驳斥。针对垄断企业的消费者维权和舆论监督，是一个复杂而艰难的博弈过程。网友批评：国内某些垄断企业漠视用户利益，“如果说到傲慢，他们比苹果只多不少”。

　　就在众议“苹果”的声浪中，“开胸验肺”的农民工张海超病危住院的消息却被不少媒体忽略了，这个单亲家庭7岁女儿的“托孤”尚无着落。能否紧紧盯住奶粉、雾霾、尘肺病这样一些更为基本的“草根焦虑”，体现着媒体对本国民众的感情和担当。

　　今年，正部级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宣告成立，舆论监督不能滞后于新一届政府切实解决民生问题的坦诚开放和扎实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