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的技术流

在全球范围内，一股社会企业的创业风潮正在涌起，而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是背后的重要推动力。

郑悦/文

移动互联时代，没有手机可谓寸步难行。可是对于那些每天收入在2美元以下的人们来说，他们可能根本没有钱去买手机，而移动通信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需要，这个时候借用手机或者多人共用一台手机就在所难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保护个人隐私成为一件麻烦事。

一家名叫Movirtu的英国初创公司开发了一种可以提供多种独立身份的通信服务，这种“云手机”(Cloud Phone)服务可以让使用共用手机的人好像使用邮件服务一样，在一台手机上接收自己的专有信息和服务，而他们不必为此再添置什么。

成立于2008年的Movirtu公司，瞄准的正是蕴藏在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中的商机。已故管理思想家普拉哈拉德在《金字塔底层的财富——在40多亿穷人的市场中发掘商机并根除贫困》一书中说，“人们希望整合高科技解决方案、私营企业、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和多方组织的参与，从而改变贫困的面貌，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

从一个更大的视角来看，在全球范围内，一股社会企业的创业风潮正在涌起，而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成为背后的重要推动力。

所谓“社会企业”，就是为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通过企业和商业的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公司或组织。不同于传统的依靠捐赠的慈善组织，它们以盈利模式维系生存，同时主要为了实现社会目标，并为此将大部分盈余重新投入企业或社区，而不是追求股东和企业所有者利益的最大化。

英国社会企业的发展格外引人注目。一项名为《人民的企业》(The People’s Business)的调查显示，目前英国约有7万家社会企业，对英国经济的贡献达187亿英镑，雇用了将近100万名员工。其中最让世人瞩目的一个案例是2012年伦敦奥运会之后接管奥运遗产。一家名叫格林威治休闲健身公司的社会企业接管了伦敦奥运会水上运动中心和多功能体育馆，由此创造了254个全职就业岗位以及每年84个学徒机会。

查尔斯·汉迪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一潮流的酝酿和到来。在2006年出版的《新慈善家》一书中写道，与写张支票了事的旧慈善家相比，企业家与专业人士正是“新慈善家”群体的主要来源。过去那些认为纳税就是最大贡献的人们，现在开始转而关注更广泛的社会福利问题以及“那些政府无暇顾及、而大多数私人企业又觉得无利可图的领域”。

汉迪注意到，在解决社会问题上，高度参与成为趋势。人们逐渐认同解决社会问题不全是政府的事，因为政府没有能力面面俱到，也不应该包揽所有事务。因此有技术、有经验、有精力和资金的人可以为社会做点事情。新慈善家贡献给社会的不仅是财富，他们还通过基金会等模式贡献创新精神和管理技艺。2008年起不再打理公司日常运营的比尔·盖茨，全力在盖茨夫妇基金会里“开始人生下半场”。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更是希望有天自己的慈善事业会超越谷歌公司的辉煌，在“正在抵达的未来”，于全世界范围内“雄心勃勃地、创新性地利用大量资源来解决世界上的最大难题”。

而IBM等高科技企业也通过鼓励员工以“捐赠时间”的专业服务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这些“技术派”的加入，也许正如美国哲学家、建筑家、发明家巴克敏斯特·富勒的夙愿一样：“实践科学真理，解决人类问题”(applying the principles of science to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humanity)。

从2008年开始，由英国文化协会(The British Council)发起的“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在全球13个国家开展了培训教育等一系列活动，帮助公益实践者、社区领导人、青年人等现有或者潜在的社会企业家获得相关的技能和知识，鼓励大家用社会企业的方式解决社会和环境问题。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社会与发展助理主任孟文静介绍，这个项目2009年正式落地中国，从2009年到2013年7月上旬，累计在国内培训了超过1200名中国的公益实践者、商业从业者和有志青年。

当“社会企业”概念飘洋过海来到中国之后，“技术派”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会从以下的案例中，看到技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带来的中国式创新模式，以及对既有传统方式的冲击。借助通信和信息技术支撑，传统意义的养老院的围墙消失了;借助二维码，垃圾分类实现了自动化和信息可追溯，改变了“捡破烂”行业的面貌;借助移动App，企业捐助不再是做秀行为，而可以让人们以更为健康的方式更广泛地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