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金会渐成“透明口袋”

在汶川大地震之后，随着人人公益、互联网公益、手机公益等新概念的层层递进和实践，逢震必捐的公益文化渐渐促成了公众的捐赠习惯。在这之中，公众打交道最多的非基金会莫属了。从政策对基金会越发开放，到屡屡遭受信任危机的挑战，再到在“倒逼”中不断完善透明机制，中国基金会在7年中蹒跚长大。

[政策之变]

从限定捐款流向到不再限制

“截至2008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占约31%，约199亿元;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政府指定的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只占约11%。”这是7年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邓国胜团队对汶川地震善款流向的跟踪研究。

根据邓国胜团队的统计，前两类善款中的“绝大多数都交由政府部门去使用”，第三类“可以自行安排使用”的部分，“到了地方红十字会或慈善会的资金往往还是收到政府财政账户，或由地方政府来实际执行项目。”

在7年前，民政部门对于捐款的流向其实有着限制。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2010年7月7日，民政部会同五部委发布文件规定，除了民政部门、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的汇缴之外，“13个全国性基金会分别将捐赠资金拨付青海省民政厅、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任一账户。”但是，由于各基金会与捐款人大多签有合同，汇缴难以执行且缺乏法律支持，最终这项政策只能不了了之。

芦山地震时情况发生了变化。民政部发布《公告》称，“个人、单位有向灾区捐赠意愿的，提倡通过依法登记、有救灾宗旨的公益慈善组织和灾区民政部门进行。”这意味着当时全国3000多家公募和非公募基金会的募捐和接受捐赠都不再受到限制。正是在此背景下，并不具备官方背景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募款首超红十字总会排名第一。

在芦山地震后募款表现抢眼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和上海市慈善基金会均为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它们与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3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名列接受社会捐赠总额前5名，同时这5家基金会的中国公益基金会透明指数在全国4000多家基金会中名列前茅。

[信任之危]

信任危机让社会捐赠“急转直下”

然而，2011年爆发的郭美美事件却让日渐火热的社会公益热情一下了被浇了一桶冷水。2011年6月21日，新浪微博上一个名叫“郭美美baby”的网友颇受关注，这个自称“住大别墅，开玛莎拉蒂”的20岁女孩，其认证身份居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其真实身份也众说纷纭，有网友称她是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郭长江的女儿，由此引发很多网友对中国红十字会的非议。

记者从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中发现，2012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而7月为5亿元，减少了5.2亿元，降幅接近51%。而这一变化，正是发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信任风暴的背景之下。

随后，从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再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慈善组织成为“众矢之的”，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

“由郭美美事件引发的慈善信任危机，让国内的公益环境大伤元气，我国公益事业还在起步阶段，环境还很脆弱，专业水平还不是很高，规范的操作及法规政策亟待完善。”深圳市公益慈善联合会副会长、TCL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魏雪表示。

为何透明情况迟迟上不去?调研机构和业内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度解剖。第一个因素与我国的慈善事业发展进程有关。我国慈善透明水平不高，与现代慈善事业在中国发展时间尚短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这是公益慈善行业由初始发展起来的必经阶段。其次，政府出台法律法规的完善度及其执行力不够。政府在慈善透明中扮演着监管者的角色，主要通过完善的法律法规保障透明的落实、执行，此外还应更多地发挥规范、引导、鼓励、支持的作用。

第三，也是公益基金会本身的因素，包括组织透明度、组织类型和规模、信息披露制度建设等方面的特点。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表示，国内大多数公募性慈善组织或多或少带有行政色彩，参照行政机关的标准运行，在信息公开方面缺乏动力和压力。“慈善信息公开不是小事，它关系着慈善作为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体系变革的问题。”在方向上，慈善组织应尽快脱去行政外衣，回归社会本位。王振耀说，汶川大地震大大激活了全社会的慈善要素，“80后”等年轻慈善群体涌现，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体手段兴起，“全社会正形成一个拉力，把慈善组织拉回到社会的怀抱之中”。慈善组织应迅速顺应这种“拉力”，及时“归位”。

与此同时，慈善行业内部目前在自律和第三方评估组织建设上还处于初级阶段。因此建议政府更多地鼓励支持第三方机构的发展，并依法加大现有年检信息披露力度。同时，也呼吁社会大力发展行业自律和第三方评估，培育现代慈善文化。

[透明之改]

信任危机“倒逼”透明机制完善

如何“挽狂澜于既倒”?没有其他选择，唯有真实和透明，才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在这7年中，国内基金会的透明程度也在公众的“倒逼”下更加的清澈明晰。

就在近日，基金会中心网发布了《基金会雅安地震两周年善款流向总结》，记者在报告中注意到，全国共有339家基金会参与雅安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并披露善款流向，与一周年相比，披露善款流向的基金会数量由一周年的219家增加到两周年的339家，增加了120家。

雅安地震发生后，民政部《关于四川芦山7.0级强烈地震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中明确规定公益慈善组织应向社会公布详细的收入和支出明细。随后，基金会中心网与42家基金会响应号召共同发起“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联盟成员共同签署了《中国基金会420救灾行动自律联盟公约》，承诺主动披露善款使用信息。

2014年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进一步要求将公益慈善事业做成“透明口袋”。政府和行业对信息披露和透明度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

报告显示，公募基金会是雅安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过程中的主导力量。据统计，339家基金会中包含公募基金会136家，共募集款物16.46亿元，占总募集额的87%，现已支出款物11.05亿元，占已支出总额的80%。其中募集款物最多的前十家公募基金会已支出款物8.7亿元，占已支出总额的63%。

在已经披露详细用途的11.81亿元款物中，6.38亿元用于包含学校、医院、敬老院、交通设施、社区活动中心和过渡安置板房等基础设施建设，3.5亿元用于大米、食用油、煮食工具、防雨布、棉被、折叠床等救灾物资发放，9255万元用于开展小额信贷、生态农业等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活动，还有2525万元用于发放奖助学金、1920万元用于减防灾教育等。

而参与雅安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的339家基金会中，已有280家基金会支出其所募集的全部款物，占参与地震紧急救援和灾后重建工作的基金会总数的83%。以上280家基金会募集款物总额约3.92亿元，占基金会募集款物总额的21%，平均每家募集款物约140万元。剩余59家基金尚未全部支出所募集的款物，其募集款物总额约15亿元，占基金会募集款物总额的79%，平均每家募集款物约2542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