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总则，为社会生活“立规矩”

作为民法典立法“两步走”的第一步，民法总则确立的民事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等内容将发挥统领作用，直接决定民法典分编能否“纲举目张”。

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审议民法总则草案，意味着已实施近30年的民法通则即将步入历史，我国民法典编纂迈出关键一步。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更是公民私权利的指南。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制定民法总则，作为中国民法典的第一编，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旧法新修。

人们期待，民法总则能够集中构筑中国民法典的精神之维，能够成为中国私权立法的铸魂之旅，开辟一个权利神圣的法治新时代。作为民法典立法“两步走”的第一步，民法总则确立的民事原则、民事主体、民事权利等内容将发挥统领作用，直接决定民法典分编能否“纲举目张”。

一场保护私权的立法革命

回顾民事立法的历史，大陆法系国家制定的几部有世界影响的民法典，无不产生于特定的社会经济大环境，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早在公元前450年，罗马在收集整理习惯规则的基础上制定出“十二铜表法”，让罗马法的私法精神流传至今;1804年，拿破仑颁布了法国民法典，随拿破仑南征北战而风靡欧洲，体现了“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法律最小限度的干预”的立法精神;1900年，历时23年始成的德国民法典实施，前承罗马法传统，在法典化上可谓登峰造极。这些民事立法的光辉典范，高扬私法的精神旗帜，凝聚出自由、平等、契约自治等一项项保障私权的法治原则。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在借鉴德国、日本的经验基础上，正式制定民法典。新中国成立后，在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并没有制定民法。民事立法兴起的背后乃是公民私权的勃兴，而私权的勃兴需要发达的商品经济作基础。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草过民法，但都没有成功。

进入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尤其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私权观念的解放，民事立法工作提上日程。由于民法典涉及内容太过庞杂，立法机关采取了先急后缓的思路，先行制定调整民事关系的单行法，如1981年经济合同法、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85年继承法等，并逐渐在立法中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原则和规范，使得制定民法通则的条件日渐成熟。从1985年7月组建民法通则起草小组，到11月民法通则草案初次提交审议，及至1986年4月12日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民法通则诞生了。

民法通则颁布后，中国民事立法进入快车道。从1991年的收养法到1995年的担保法，从1999年的合同法到2007年的物权法，从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到2010年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单行立法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立法之间的协调问题、私权保护挂一漏万问题也日渐突出，民法通则的粗疏与滞后也日益凸显，使得民法体系化工作呼声渐强。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随着民法典这一浩瀚立法工程的开启，民法通则完成了它非凡的历史使命，一部统领民法典的民法总则呼之欲出。

从“民法通则”到“民法总则”

在功能上，民法通则可被视为一部简陋版的民法典，是特定时期对基本民事关系的概括性立法。然而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翻天覆地，人们的法治观念和权利意识也有了根本改观，民法通则的大部分条文或是被新法替代，或是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立足于民法典的制定，今天我们需要的不再是一部精简版的民法通则，而是一部能够提纲挈领、体现整个民法典精神的民法总则。从“通”则到“总”则，虽然只是一字之变，折射出的却是立法任务的重大转向。

——系统固化私权成果的“总纲”。与民法通则相比，民法总则草案虽然只有11章186条，条文增加的幅度并不是很大，但对于私权的保护而言具有新的意义。民法总则虽然不再是微缩的民法典，但却是私权利的“总纲”，为公民权利提供更为系统化的立法指南，预示着我们将获得最完整、最系统、最全面的权利“百科全书”，大幅度提升私权利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地位。

——民法典框架结构的“龙头”。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第一编，起着提纲挈领和价值统摄的作用，因此其内容对于民法典的框架结构具有基础性意义，影响乃至塑造整个民法典的风貌。在民法典的编纂方案中，无论是“两步走”还是“三步走”，第一步都是主张将民法通则修改为民法总则。民法总则在民法典中起着“龙头”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它确立民法典自由、安全、平等的基本价值，彰显私法自治的精神，有了它才能使民法典各部分形成一个严密协调的逻辑体系，确保民法典内容结构的和谐性，提升民法典的质量和生命力。

——协调民商事单行法的“基本法”。民法总则不仅是民法典的“龙头”，它在整个国家民商事法律体系中，还处于私法基本法的地位，发挥着统领协调民商事单行法的作用。民法总则作为整个民法典的基本价值载体，作为调整各类私法关系的基本规则，有助于更好地协调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各种冲突，协调整个私法体系。而且，民法总则是民法规范的生长之源，能够保持整个民法体系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更加有效地回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民事主体如何科学分类

在民法总则草案起草过程中，如何为民事主体分类，让立法者颇费思量，也引起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全国人大代表的较大争议。

对于自然人，讨论焦点是应否下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标准;对于法人，焦点是怎么分类，分几类。

草案将年龄标准从“十周岁”降为“六周岁”，一些委员认为，这一做法不妥，建议改回十周岁或者下调至八周岁。

“从现在的十周岁调整到六周岁，考虑当前未成年人心理承受能力和认识能力有所提高，就降到上学的六岁的法定年龄。这一步是不是走得快了一点?我建议调到八岁，六岁小孩真是一个儿童，还没有进过校门。”严以新委员说。

另外一个焦点是，按照法人设立目的和功能的不同，草案将法人分为营利性法人、非营利性法人两大类，并且规定，非营利性法人不得向其成员或者设立人分配利润。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认为，应慎重考虑采用此种分类方法。他说，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的分类方式在传统民法上的确比较多见，但财团法人和社团法人的分类方式已经成为国际上的新趋势。此外，这种分类方法和我国一些现行的法律有冲突。“法人制度应该是一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弹性制度，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最大限度地减少排他性，容纳不断出现的新的民商事主体，客观反映各类组织的客观存在。”刘振伟委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