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第一人王海：很多工作都是无偿的

　　3·15刚过，提起打假，王海是一个中国式打假绕不开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打假第一人”。

　　从1995年开始，22岁的王海一次偶然的北京之行，用两副索尼耳机双倍索赔成功后，王海开始进入了公众的视野。但围绕王海的争议从未停歇过，有人说他是打假英雄，是推动国货质量提高的功臣，也有人说他是专买假货，靠打假诈骗的骗子。

　　如今，王海已经彻底告别英雄主义式的单打独斗，成为打假公司的“CEO”，建立起更加成熟的打假模式。王海称这种模式是“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博弈”。

　　昨日，记者对话了争议中的王海。

　　文/广州日报记者肖欢欢

　　实习生彭丽娜

　　现在的假货是披着羊皮的狼

　　现在的王海已经不是单打独斗，而是组织化打假，王海坦言，现在有30多名雇员专职打假，如果算上物业管理公司的人，规模要超过200人。“我的北京大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在北京，深圳，天津，南京等地都有分公司。广州以前也有分公司，后来因为业务调整撤了。”

　　说起假货问题，王海认为，打假这么多年，假货不但没有变少，反而变本加厉。“首先，欺诈金额越来越大了。以前就是买双假鞋假袜子，顶多也就骗你百八十元。但现在不一样，我买你一个假磁疗床，动辄几万元，贵的甚至有8万元，说能治疗各种老年疾病。或者卖给你个桑拿房，说可以治病， 欺诈的数额越来越巨大。身边的投资理财公司，骗老头老太太的钱，这种现象太多。”

　　王海表示，以前的假冒伪劣对消费者的危害，还在可接受范围，对消费者的财产和知情权造成的损害还是有限的。比如，你买个假耐克鞋，你也知道这鞋子穿不了那么久。

　　现在，对消费者损害更大的不是假冒伪劣产品，而是合法企业公然售假欺诈。简言之，怕的不是“真坏人”，而是隐蔽的“假好人”，披着羊皮的狼。比如，很多产品是国家认证、国家免检产品，却是冒牌货。“我们最近打假盯上的某品牌保健品，就是海淀消费者协会推荐的诚信单位，买一个卫生护垫好几百元。”

　　现在骗子越来越容易骗到钱了。网络上的微商，一年就能骗几亿元。传销和假货结合起来，对中国的危害越来越严重了。

　　在王海看来，违法成本太低、行政资源有限是导致假货横行的主要原因。“比如餐饮行业，广州有几万家餐厅，卫生局才几个人，这些人就算满大街调查，腿跑断也管不过来。有些食品要拿设备检测，你怎么能保证他的食品安全。企业造假的惩罚低，被惩罚的概率也很低，跟中彩票似的，维权成本高、收益低。”

　　王海举例说，比如你吃面包吃坏肚子，还得起诉，起步价500元，你得投诉一趟，还要花一天时间，还有交通费用，北京一天的误工费是300多元，如果是严重的，还得去鉴定，甚至起诉。诉讼起来那就没个谱了，说不定半年一年。再加上律师费，动辄三五千元。一个案子，如果法院不判个两万三万，你打这个官司就不值得。消费者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很常见。

　　深对话

　　“凭打假赚了上千万元吃喝不愁”

　　记者：你的打假到底是不是敲诈？

　　王海：我打假一开始就把问题曝光，然后再打官司索赔，是在法律许可范围内，不是先悄悄地向对方要钱，谈不拢再曝光，那我不成要饭的了吗？我不缺钱，我是能赚就赚，赚不到也没关系。再说了，没有盈利怎么打假？打假就是为了盈利，是用商业手段解决社会问题。公司有强大的律师团队，整个打假过程提供法律保障，让打假实现流水化作业，也规避掉了打假可能演变成敲诈勒索以及其它的法律风险。

　　我现在很多工作都是无偿的。一个是王海热线，这个热线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咨询，甚至帮消费者打官司。另一个是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和陈幽泓合作的和谐社区发展中心，致力于探寻适合中国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这个项目坚持十多年了。

　　记者：但收费打假被很多人诟病？

　　王海：很多人观念还停留在30年以前。我们首先是依法打击，是正当合法的，也是合理和必要的。我们是在增加消费者的福利，增加造假的成本。你愿意做也可以一起来做，你不愿意做，也不要说风凉话。自己软弱，还看不惯别人向不合理的事情宣战。

　　我是以赚钱为手段，以打假为目的，我们赚到钱了，肯定是打到假了，就实现了公益。单从挣钱角度，去开个投资理财公司，肯定赚得更多。说实话，我打假还不纯粹是为了钱。骗子骗钱的流程，我都熟悉，如果为了赚钱，那我干脆开个医院得了，一年挣个一千万，跟玩儿一样。

　　记者：听说你打假已赚了上千万元？

　　王海：上千万也不多，公司还有这么多人要养活。当然，我现在的生活肯定是吃喝不愁。

　　记者：一般打假对象怎么选？

　　王海：什么广告多，什么在社区火，我就选谁。广告多，危害就严重。像投资理财，在社区骗了多少老头老太太的钱，我准备接下来打一打金融骗局。

　　“专职帮企业打假每单收费几十万元 小案子我不做”

　　记者：你帮企业打假怎么收费？

　　王海：我现在主要是为厂家打假，为消费者个人打假常常是公益性的，赚不到钱，如果厂家委托，收费就很明确，一个案子多少钱是有行价的，一般收费几十万元，小的我不做，收费也会因涉及范围、调查难度、风险系数等因素而不同。曾有厂商委托我们打掉一个生产假冒该厂药品的造假工厂，打假费用是200万元。公司打假已经让打假行业变成一种公司盈利模式。

　　至于查假方式，除了摸查造假者以外，多数都会在造假企业里埋伏眼线，收买工厂员工，或直接派人应聘去做卧底。最多的一次打假，我出动了90多人。

　　之前，有一些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公司、商标代理机构在做这件事，但作为买家，我是中国第一个成立公司去索赔的。前些年，查一个造假工厂收费一万美元，现在调查公司太多，竞争惨烈，2000元都有人做。

　　记者：打假过程中最大的阻力是什么？

　　王海：最大阻力是地方保护。比如，某保健品，面世时要搞一个食品批号，因为中草药不能用于食品，食品批号就取消了。地方政府又给他弄了个中药饮片的批号，后来又被勒令取消了。再后来又弄了个试点产品批号。市场经济应该是消费者利益优先，我们现在是企业利益优先。

　　“打假越来越容易 怕报复请了20多个保镖”

　　记者：假货对中国的危害是什么？

　　王海：假货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企业创新能力，让中国没有国际竞争力了。现在中国挣的就是加工费，比如防盗门，我们曾经打过劣质防盗门，厂家跟我说，没办法，你不这样做，工厂就要倒掉，一个防盗门，如果你不用劣质材料，成本是市场价的两倍，谁买？所以中国名牌防盗门我几乎全打过，中国服装(19.24, 0.87, 4.74%)的驰名商标也打了30多家。

　　我的感觉是，打假越来越容易，因为假货越来越多。比如耐克在国外，装俩鞋垫，回到国内，只装一个，价格还比国外高出500多元。北京市工商局因此对耐克公司开出了487万元的罚单，我们也获得10万元奖励。斯凯奇是一种运动鞋，它在美国宣传说能减肥，结果被罚了3000多万美元。在中国才罚40万元，处罚太轻。

　　记者：你经常打假，让很多企业身败名裂，有没有被报复过？

　　王海：威胁很多，危险肯定还是有的。但现在还是没有被袭击过，因为我很低调，注意保护自己。

　　记者：听说你请了20多个保镖？

　　王海：保镖不少，但不可能整天带着，成本太高了。有案子就多带一些人，最多时，去了90多个人，安全是安全了，但成本增加了。

　　记者：现在对网上售假监督是不是不够？

　　王海：纯粹从赚钱角度看，网络售假是个一本万利的事情，几乎是零风险。首先网上的产品质量脱离监管，产品不会被执法部门例行或临时抽检，也规避了许多其他行业准入限制，如实体店卖食品需要有许可证，而网店就不需要。

　　记者：你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王海：我们现在还是企业导向性社会。出台法律，造假企业罚3倍还是10倍首先考虑的是企业能不能承受，不是考虑消费者权益能不能得到保障。发达国家才不管你企业倒闭不倒闭。国内，还是会考虑处罚太严，企业倒闭怎么办？我想搞一个自己的消费者组织，那时，我们跟商家博弈时，就更有话语权，不会像现在这样处于绝对弱势。

　　我觉得打假能发财，主要是跟假货生存的大环境有关，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失业了，无假可打，那才说明中国市场环境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