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建艾滋病药品转让平台 信奉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程帅帅家存有大量艾滋病抗病毒药物

程帅帅承认与艾滋病感染者们钱财上的往来，但他仍然觉得自己在做着慈善，他信奉经济学家哈耶克那句：“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1990年生人的程帅帅曾因创办“艾滋公寓”、以行为艺术倡议消除歧视赢来不错的口碑，直到最近两年，他逐渐转入幕后，同时，他在艾滋病公益圈的声名越来越差。

程帅帅建立“药品转让平台”，他搜罗来国家免费的艾滋病药物，收取“押金”进行转借。他还以收取“代购费”的形式，帮艾滋病感染者从国外带回进口药物。因这其中所牵扯的经济问题以及暗含的医疗风险，质疑与指责随之而来

“药贩子”，成了艾滋病公益圈一些人对程帅帅如今的称呼。

借药

在四川西昌城北的居民区里，四大纸箱药盒堆在程帅帅家门厅的墙边，包装上大多印着“国家免费药品”的标注。

这座川西群山中的城市是妻子的故乡，半年前程帅帅带着家人回到了这里，远离了公益组织活跃的一线城市，但程帅帅的“药品转让平台”并没有停止运转。

依规而行，艾滋病感染者可以从疾控或指定医院，按月、按量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物。但总有因丢失或外出，出现药品短缺的情况，还有些人，则因自己诸如教师、公务员的职务，忌惮于登记感染者身份。依程帅帅所说，这些担心隐私暴露的感染者，恰是从平台“借药”的主要群体。

每个月总要寄出去十来份同样内容的快递，程帅帅算了算，几年下来，已有近千瓶国家免费艾滋病药品从自己手中流转。一些人担心药品被家人看到，还会特别提出不要在周末送达或是分批寄送的要求。

2014年时，一位感染者找到程帅帅，他手中富余出一批国家免费药物，希望进行转让。程帅帅按他的要求发布了微博，每瓶药标价100元。

不久之后，程帅帅建立了自己的“药品转让平台”，他将这其中药品的流转称之为“借药”，而收取的费用则是“押金”。价码涨到了每瓶200元，100元作为给提供药品人的奖励，100元留在自己手中。

尽管平台规定，一年内归还药品就可以退回押金，但程帅帅也承认，因艾滋病免费药物按时按量发放的特点，还药并不容易实现。“大概95%从我这儿借药的，都没有还回来。”

“药品转让平台”刚刚建立，反对的声音就已出现，感染者陈锋(化名)是其中之一。陈锋也曾把自己的药品借给其他感染者，归还者寥寥，但他还是无法想象，国家免费发放的药品会以收取钱财的方式进行转让。

在一篇质疑“药品转让平台”的文章中，指出艾滋病免费药物中的替诺福韦同样可以用于乙肝病人的治疗，但需自费购买，程帅帅甚至在鼓励乙肝病人从平台上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此种药物。

这是包括陈锋在内的一些感染者所担心的，他们认为，乙肝患者的就医权利提高需要的是政策的改变，而非如此两个病患群体间私下的流通。“如果这么混乱，导致国家艾滋病免费药物政策的改变，受损害的还是感染者自己。”

对此，程帅帅坦承，确实有乙肝患者从平台获得了药品，“都是帮助别人，买了也就买了。”

对于平台上药品的来源，同样为人们所担心。程帅帅相信提供药品的感染者，多是已经更换用药种类的人们。“当然，也有些则是刚刚确诊的感染者，自认为用药需求较少。”

程帅帅把杜绝此类人群参与的希望寄托在平台的“价格杠杆”上，“把给他们的奖励降低一些。”

代购

每个月程帅帅总要离开西昌几天，他会坐一夜的火车抵达昆明，之后飞往曼谷。一些感染者希望从他这里，得到国外的进口药物。

按照国际认可的“鸡尾酒疗法”，艾滋病感染者通常将三种抗病毒药物组合使用，以达到最佳的效果。而我国的感染者则是根据医生的检测，在国家免费药物的范围内使用自己的用药组合。

“耐药”是感染者们恐惧的一个词汇，依照各自身体状况不同，一些感染者在服用一定时间的药物组合后，可能药效减退，至此时，更换自费购买的国外药品成了不得已的选择。

即使作为程帅帅的反对者，陈锋自己也早已开始服用每月花销两三千元的进口药物。

程帅帅的代购同样是“收费项目”，也是在2014年，一位感染者需要一种进口药物，相比在国内购买的价格，如果在印度购买，能便宜1000元左右。程帅帅托朋友从印度寄回了这种药物，“当时也有自己可以赚一点的想法。”

程帅帅又和一位感染者朋友前往泰国考察，一瓶国内当时无法买到的药物，在当地只要1000多元就能买到一年的用量。自此，他正式开始做起了自己的代购生涯。

“每瓶药我都是加价一两百元。”程帅帅相信，这样的价码可以让感染者接受，相比在国内购买进口药的价格，这也便宜了不少。

每次出国，程帅帅通常要带上三四名感染者，并负担他们的路费。为了保证代购的数量，能与程帅帅同行的感染者通常自己并没有进口药物的需求。他们多来自程帅帅的故乡河南农村，抱着“出国转转”的想法取道机票更便宜的武汉，飞往泰国与程帅帅会和。

抵达泰国后，感染者在当地医院挂号开具处方，每个人可以带回半年到一年的药量，再由程帅帅分寄给国内有需要的感染者。

“他怎么保证自己供药的持续性?”陈锋自己有获取进口药物的稳定取道，他担心于众多感染者将自己的用药寄托在程帅帅一个人的身上。艾滋病抗病毒药物必须持续服用，一旦出现波折，更换药品种类，对感染者的身体将是严峻的考验。

程帅帅没有否认代购的风险，他的解决之道更像是一种叮嘱。他说会告知感染者供药中断可能性的存在，希望他们做好心理和经济上的双重准备。“也可以多代购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这种对于感染者用药建议的言词也成为了被指责的对象，因为用药组合该由医院定期检测病毒载量等一系列程序决定，陈锋觉得，程帅帅一再鼓吹着进口药物的效果，是在为自己的代购生意打着广告。

“我确实觉得国内的药品质量不好。”但程帅帅说，他不会对感染者的用药做出具体建议。这样的表述多少与他在社交平台上的言论有些矛盾，在那上面，他曾以进口食材举例，鼓励“有经济条件的，能吃进口药绝不吃国产的”。

在每月几十个代购需求里，程帅帅记得最深的是上海的一位医生，医生的弟弟是名感染者，医生感叹没想到艾滋病会离自己这么近，但还是想尽力帮到亲人。这让程帅帅觉得，自己是在做着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利益

1990年生人，程帅帅年少时恰好经历了故乡河南艾滋病感染最为严重的时期。身边的玩伴，有些父母因卖血感染，而自己在出生时也被殃及。

“最开始很害怕。”程帅帅说，直到他去朋友家玩，看到全家唯一没有被感染的那个孩子也健健康康活着，这才打消了心里的恐惧。

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在大学时程帅帅开始参与艾滋病公益活动，并在后来创办了“艾滋公寓”。公寓就租用了传染病医院附近的民宅，供前来就诊的感染者和家属居住。在那里，程帅帅又遇到了陪父母来看病的儿时玩伴。

程帅帅曾经很骄傲地宣传，“艾滋公寓”是完全免费的，“但我觉得很累。”

他认为“艾滋公寓”里的一些感染者并不珍惜居住的环境，因为觉得这来自于别人的无偿捐赠。他也在改变着曾经认为公益应该是高尚、纯粹的想法，“这个门槛太高不利于发展。”

“降低门槛”的办法最终演化为“药品转让平台”和海外代购中的费用，但程帅帅仍然坚持着自己行为的公益属性，他将此称为“收费公益”，由慈善对象养活的公益行为。他为自己找到的理论依据，是来自经济学家哈耶克那句著名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

但在牵扯到钱财之后，在一些感染者心里，程帅帅的形象发生了改变。感染者廖凯(化名)曾到过“艾滋公寓”几次，为这个90后小伙子的所作所为感动，直到他发现，程帅帅可能在利用公寓积攒下的感染者人脉收购着国家的免费药物。在廖凯的村子，一些感染者在定期检查中病毒载量不理想，显示并未规律用药。在包装上被写上编号或是回收空药瓶，这样的预防药品流失的举措也被一些感染者拒绝。

廖凯将种种迹象与程帅帅的“药品转让平台”联系在一起，“他干的事已经变味了。”

程帅帅没有否认在“借药”和代购中，得到了一些在艾滋公寓结识的感染者的帮助。“但那时我还没想做药这方面的事呢。”

他同样没有否认的，是在这其中所获得的收益。据他所说，“药品转让平台”几年下来留存的押金有10万元左右，这部分一定会用于公益事业，只不过还没开始正式实施。“可能是资助医科生，或是在西昌建个艾滋客栈。”

而对于代购费用，他则承认，除去往返路费，剩余的一部分成为了自己的收益。“每个月情况不定，好的时候七八千元。”

杭州的阿月也以非感染者的身份做着相关的公益活动，她同样因程帅帅创办“艾滋公寓”的做法有着不错的观感，并且以女儿名义进行过捐款。

当程帅帅最初改变行为方式时，阿月曾对别人说，程帅帅本性不坏，有耐心、有爱心，只是在偏道上越走越远。她不认可的是，将与感染者涉及钱财的药品往来算作公益的理论。

双方的分歧越来越大，一次阿月在微博上言词激烈地批评程帅帅的行为，程帅帅提出了举报。微博系统以投票的方式进行判定，多数人站在了阿月这边。

程帅帅知道，一些曾经的公益伙伴已经和自己越来越远，他在圈子里的名声不比从前。有感染者来借药，程帅帅曾要求必须转发“药品转让平台”的话题，但被对方拒绝了。有志愿者和他吃饭，也谢绝把两人合影发到网上。“很多人在避免和我扯上关系，确实有点伤心。”

几年前，程帅帅曾在质疑者的微博上甩下一句“看在曾是艾滋公寓的捐助者才不和你们计较”。他说如今自己已很少理会反对的声音，有时甚至会感谢这些反对的声音，每次论战后，“药品转让平台”的关注度似乎都会提高一些。

隐患

程帅帅曾经崇尚高调的公益行为，他为一所知名学府送去过一块牌匾以呼吁教育平等，并因此被警方传唤。他还曾在成都春熙路上缠满绷带行走，通过路人帮忙解开绷带，呼吁反对歧视艾滋病。

如今，这些近乎“行为艺术”的方式已经被程帅帅摒弃，因为“药品转让平台”和代购所潜藏的法律风险，他需要让自己的行为尽可能低调些，避免那些可能太过尖锐的言论和行为。

程帅帅一度很关心有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之称的陆勇的案件，在帮助众多白血病患者从印度购买低价仿制药后，陆勇被警方逮捕，但最终检方撤回了起诉。

程帅帅觉得，自己也在做着和陆勇类似的事情，他查阅相关法条，认为自己代购的数量还够不上“走私”一类的罪名，只能算是一种互助行为。

另一方面的规避则来自用词上，即使还药者寥寥，他依然坚持“药品转让平台”外借的属性，对于代购，他则提前在出国前一段时间收取费用，避免钱款和药品上的往来。

但即使当医生的姐姐也不能接受程帅帅的行为，程帅帅曾希望姐姐帮忙介绍些有代购需要的病人，被她断然拒绝。

“这毕竟仍然是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女儿已经过了一岁，程帅帅还要为家庭考虑更多。对于未来风险的降低，他希望成立一家旅行社，可以组建真正意义的“观光就医团”。

他还拿有几百名白血病患者联名为陆勇请愿的事情打比方，程帅帅觉得，如果自己真的出了事情，不大可能有太多感染者站出来为自己作保。

前路

程帅帅说，圈子里还有些人也在做着和自己类似的事情，只不过他们不愿声张引来注意。而自己的宣扬，则是因为希望更多人效仿这种模式。

他在泰国代购时认识了一位留学生，小伙子已经毕业，但仍往返于国内和曼谷。他不定期地带感染者来就诊，也会靠着当地的关系带进口药回去。

“几个感染者互助组织也都从我这里拿药。”程帅帅说，其中一家“借药”时坚决不收取费用，最后因为没人还药无法维系。他兴奋地把对方的懊恼以及表示将开始收费的聊天截屏发到网上，希望证明自己的理论。

而最初那位和他一起前往泰国考察的感染者，虽然也在做着“借药”和代购的事情，两人却早已分道扬镳。“他嫌我把价格压得太低了，我们理念上有分歧。”

这些与程帅帅行事相近的人物的出现，恰是陈锋等反对者最担心的事情。与国外相比，国内艾滋病免费药物种类缺乏，进口药物昂贵，这是药品倒卖与代购行为出现的根源，却也成为了一个矛盾体般的存在。“反过来说，国内药物流通越混乱，政府部门可能越难以放开政策。”

程帅帅自有一套逻辑，他把自己的行为理解为一种“倒逼”，以越来越多私下药物流通行为的出现为手段，反映出当下艾滋病用药的问题，以促成有关部门作出改变。

有时程帅帅也会想起高调做慈善时赢得的喝彩，他选择否定了自己的那段岁月。他已经订好了到明年连续几个月的廉价机票，目的地仍然是泰国。本版文并摄/本报记者 刘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