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基成来华回应助听器风波质疑。
2012年10月22日，新华社国际新闻即时播报官方微博“新国际”发出一条微博，称澳大利亚华人慈善家魏基成拟向中国听力障碍儿童捐10万只助听器。
但仅几天，就有聋儿家长质疑所捐产品属于较落后的模拟式助听器，不适合儿童。
近日，魏基成再次到中国向多地捐赠助听器，并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好助听器需两专业条件
“想不做了。后来马上跟吴先生沟通这件事，吴先生把这种助听器的使用情况给我解释得很清楚，我就放心了。”
记者：你最早知道国内质疑是什么时候？
魏基成：大概是去年11月，通过一个朋友的邮件，我才知道。
记者：当时什么反应？
魏基成：想不做了。后来马上跟吴先生（台湾捐赠助听器公司老板）沟通这件事，吴先生把这种助听器的使用情况给我解释得很清楚，我就放心了。
记者：不适用于儿童的说法是否准确？
魏基成：我们捐赠的这款助听器卖到欧洲、美国、日本，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说不适用于小孩子，适合不适合要看个体情况。
记者：相较于模拟式助听器，数字式助听器的确更好吗？
魏基成：数字助听器是好，但好有两个前提，第一，要有专业的测听仪器；第二，要有专业的听力师，根据听力图把助听器调节到位。
这两个条件有一个满足不了，都会让一个很好的数字助听器变成一块烂铁。
几天前，我们在延安捐赠助听器，发现有些老师用很大声跟戴着数字助听器的聋儿说话，我们的听力师志愿者觉得很奇怪，说你们这是好机器啊，为什么会听不见呢？
于是就给这些孩子做检查，结果是16个孩子的助听器调音完全是错的，我们的听力师帮他们重新调音后，效果好多了。
记者：中国聋儿用数字助听器的瓶颈是在测听和调音上。
魏基成：是。我们去的都是偏远地区，他们没有机会享受到专业的测音和调声。无论是检测的机器还是听力师的数量，现在中国都匮乏，我们不能用北京的条件去看全国的情况。
捐赠触及一些人利益
“一部数字助听器的利润有多少？造价的5至10倍。残疾人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卖给他们的产品这么贵合适吗？”
记者：想过这次为什么会被质疑吗？
魏基成：对于一些聋儿家长的疑问，我理解，因为太小的孩子不能表达使用感受。
另一方面，这个项目触及到了一些人的利益，一些卖助听器的人会不舒服，我免费捐赠十几万个助听器，会影响他们的产品销售。
记者：你觉得质疑来自影响到利益的人？
魏基成：没有证据这么说，但是可以了解得到。
记者：他们反应为什么这么强烈？魏基成：助听器在国内很贵，一部iphone要多少个零件，才多少钱，但一部助听器你打开来看看，就几个零件，技术也并不高端，但卖多少钱呢？一万多、两万多、三万多甚至更贵，它的利润有多少？造价的5至10倍。
残疾人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卖给他们的产品这么贵合适吗？
记者：但也有人怀疑你所捐献的助听器生产商是在挣你的钱。
魏基成：我买这个助听器的价格只包含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
事实上，吴先生一直在往里搭钱，我们每次来中国的捐助活动，都是他负责在台湾找听力师等志愿者，志愿者来大陆的费用都是他出。
另一方面，吴先生的公司主业不是做助听器，他是因为自己有个听力障碍的妹妹才开发了这个产品。
记者：你捐的助听器售价多少钱？魏基成：这个产品不在中国卖，在国际上的价格是100至120美元。
记者：质疑出现后，你的捐赠计划还是做了调整，是质疑的结果吗？
魏基成：一方面，我们能理解质疑的聋儿家长心理，所以考虑了他们的感受；另一方面，我后来知道，中国0至6岁的儿童，国家有救助政策。
所以，目前我们主要是对7岁以上耳聋人群体进行捐助。但我们听力师在现场的情况下，如果有7岁以下的聋儿来申请，我们不会拒绝，因为听力师可以鉴定这个孩子是否合适使用模拟助听器。
政策难以覆盖所有聋儿
国家做了很多事情，但财政拨款毕竟有限，并不是所有小孩子都有机会享受到政府的福利。
记者：为什么想到捐助听器给儿童呢？
魏基成：去年9月份，朋友牵线给泉州一所聋哑学校捐助听器。一位老师试戴后表示听到声音了，我很高兴。
但后来我在这位老师后面喊她时，发现她没反应，我赶忙跑到她前面问怎么听不到我叫她，这位老师说：“我听到了啊，但我听不懂你那是在叫我。”
我当时眼泪快掉下来，我知道助听器对这位老师来说太迟了。由于小时候没有听到声音，没有经过语训，很多聋人只能用读唇语的方式交流，现在能听到声音，也不理解意思。所以我做这件事，把助听器捐给小孩子，就是想让聋儿从小能听到声音，学会说话，不要变成哑巴。
记者：这种心情很急迫吧？
魏基成：是啊，国家做了很多事情，给孩子们配上了五千到一万块钱的数字助听器，但国家财政拨款毕竟有限，并不是所有小孩子都有机会享受到政府的福利，但时间不等人，小孩子一晃儿就长大了，所以很着急。
记者：聋儿家庭的经济原因也让他们难以承受助听器的价格？
魏基成：当然了，几万块钱的数字助听器，偏远地区的家庭谁买得起？
前几天在延安，一个聋儿的妈妈来给孩子申请助听器，我们问她是否给孩子做过听力图，这个妈妈说要去西安去做，而且要一万块，为什么会这么贵呢？因为电脑断层扫描、验血、验尿好多检查都要做，医院说孩子将来可能要做人工耳蜗手术，那现在就把检查都做了以备将来用，一个农村的家庭能为一个检查付出一万块钱吗？
记者：遭遇质疑后，会考虑委托专业慈善机构做吗？
魏基成：我是个急性子，掌控欲又强，想自己掌控自己的事情，所以还是想自己做。
在中国做公益怀疑的人太多
“怀疑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难怪。如果一个助听器卖好几千块，我一捐要捐10万人，这个价格太高了，所以人家觉得怀疑，那也正常。”
记者：风波刚发生时，媒体都联系不上你，这次为什么主动跟媒体介绍情况？
魏基成：那时我在国外，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所以沟通不及时。
过了这个春节，下一批新的12万台助听器就要开始捐赠了，我怕又有许多质疑，索性先把情况说清楚，到时让公众自己判断是非。
记者：你觉得公众会理解你吗？魏基成：大家信不信也不重要，但我要先把动机解释清楚，我在中国没有任何生意，吴先生的助听器也不在大陆销售，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钱可赚，那我们做公益图的是什么呢？
记者：跟质疑的人沟通过吗？魏基成：在网络上联系过，我们去年11月份去广东揭阳捐赠时专门向社会对这个助听器和捐赠情况进行了说明，我们邀请当时质疑我们的两位聋儿家长来广东，表示费用由我负担，计划是想跟他们一起向社会说明这件事，但他们说没有时间，最终也没有见到。
记者：捐赠是否因质疑风波受影响？
魏基成：个人都没什么了，我们在中国既没产业，也没名气。
我最难忍受的是会不会有一些人本来有可能受助，因为怀疑担心我们的产品，就放弃了，这是最难忍受的。
记者：你在很多国家都做公益，中国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魏基成：怀疑的人太多了，不过这也难怪，如果一个助听器卖好几千块，我一下子捐10万个，这个费用太高了，所以人家觉得怀疑，那也正常。
文/图本报记者黄英男
